沈砚秋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不是开门，是扎手。
那天早上扎得深。一把卡罗拉，昆明本地的，前一天晚上从斗南拉到篆新，纸包还带着潮气。她戴着手套去剥外层两片护瓣，刺从手套的缝里进去，扎在食指第二个关节的内侧。她把手指抽出来，捏住刺尖往外拔，指甲缝里已经积了一层绿，绿里带黑。刺拔出来了，指尖上留一个红点，很细，像被针尖点了一下。
她把那根手指放进嘴里含了一下，吐掉。血的味道很淡。
七点，天还没完全亮开。昆明冬天的天亮得慢，太阳出来以后又很凶，紫外线把人的脸照得很清楚，眼下的纹路一根是一根。她把卷帘门拉起来，噼里哐当一串响。四平米的店面，一半摆花一半堆刺，靠墙一排塑料桶，桶里的水深浅不一，她的手一摸就知道。
玫瑰七十，卡罗拉五块一支。洋牡丹不新鲜了，昨天的，卖三块。洋桔梗在白塑料桶里，白桔梗，九块一支，从十一月底一直卖到清明。这个季节卖得动，因为去看人的人多。她店里白桔梗永远备着两扎，扎得整整齐齐，不摆在门口，摆在最里面那一格，靠墙，光照不到，能多站两天。
菜市场西门这边早上有五拨客人。第一拨是买菜的中老年，买菜顺手买一把菊，五块十块，讲价。第二拨是上班路过的，年轻一点的女人，买一朵向日葵，拿着去公司，图个心情。第三拨是九点以后送花的同行，来串货。第四拨什么都有。第五拨是下午五点的光，人不多，光好看，偶尔有人在门口站着拍一张照，拍完就走，不买。
周三下午的客人不一样。周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，会有一个人进来，穿深色外套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进来先看最里面那格，然后说一句话。
那天是十二月第一个周三。太阳很硬，斜着打进店里，把桶里的水照出一层亮，把白桔梗的花瓣照得像纸。她正蹲着给一桶水换水，头也没抬。
“白桔梗，九支。”
她站起来，手套摘了一半，拿左手把扎过的那根手指含了一下，吐掉，才伸手去拿。
“九支。”她说。
“九支。”
她抽花的时候不看人，看花。九支，两根一捆，长度差不多，花苞有三朵是刚开的，其余是花骨朵。白桔梗的花瓣边上有一点点卷，卷了就是老了，隔一夜就黄。她把卷的挑出来，丢在脚边的桶里。
“这批有点老。”她说。
“没关系。”
“有关系的。”她把挑出来的那三支又数了一遍，“老的花，你拿回去，明天就有一圈发黄，你要送人，人家看见边黄了，会以为你昨天买的，放了一夜才想起来。”
他站在柜台外面，没说话。
她把好的数够九支，抽了一张玻璃纸，包起来。她的手很稳，包花包了九年，纸怎么折，胶带怎么缠，手腕一转就成。包完了她把花往柜台上一放。
“四十五。”
他从外套内袋里拿钱，一张五十，不还价，不问价，也不等找零。她把五块钱推过去，他没拿，她就把那五块捏在手里，一直捏着，捏到他伸手接过去。
“白桔梗大把才好看。”她说，“九支太散。”
“一直买九支。”
“我知道你一直买九支。”她把那五块钱收进围裙口袋，“你这都第四个月了。”
他说：“嗯。”
她本来不打算问。她做了九年花，客人买什么送谁，她从来不问。买玫瑰的可能是求婚，买菊的可能是丈夫走了，买百合的可能是去看病人，买向日葵的大多是买给自己。花有花的去处，她只管收钱、包纸、剪根。
可白桔梗没有去处。
白桔梗不进婚庆。婚礼上用的白花是白色绣球、白玫瑰、白兰花，白桔梗偶尔配一点，但没人拿它当主角，它花头小，软，一压就塌。白桔梗不进生日。生日要热闹。白桔梗也不进病房，病房里忌讳白花，医院的护士看见白花会让人拿走。
她卖了九年，白桔梗只有两个去处。一个是花艺课，学员练手。另一个是墓。
“送人？”她问。
他抬头看她。他的眼睛很清，二十六岁的人的眼睛，眼白干净，没有黄，也没有血丝。
“送人。”他说。
她把围裙上沾的两片叶子拂掉，看着他，一句一句地说：“白桔梗不是送人的，是送死人的。”
店外面的菜市场很吵。卖鱼的摊子在刮鳞，哗啦哗啦。有人推车过去，车轮在水泥地上轧出响声。她店里静得能听见白塑料桶里水晃动的声音。
他站着，没有动，也没有立刻回答。她看见他喉咙那里动了一下，像把一句话咽了下去。三十秒，也许四十秒。她没催。她这行做久了，知道花要等开，人要等自己开口。
“送人的。”他第二次说，声音比第一次低，“送一个走了的人。”
“走了多久。”
“两年。”
“两年零几个月。”
“两年四个月。”他说，“十一月十七。”
她“哦”了一声，把手里剩下那五块钱放进抽屉。抽屉里零钱很多，一块的、五块的、十个一摞用橡皮筋扎着。
“每个月都去？”
“第一和第三个周三。”
“那这半年你多跑了好几趟。”她说。
她也不解释。她把手套重新戴上，去处理一把从桶里捞出来的洋牡丹，那花的根已经烂了，茎泡在水里，水发浑，一捏就软。她把烂根剪掉，剪到发白的地方才停。
“双数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墓上摆双数。”她把剪好的花放进新水，“上坟的花摆双数，四支、六支、八支、十支。单数是给活着的人的。这个你都不知道，你送了两年。”
他看着那九支包好的白桔梗。她说：“我给你添一支。十支。”
她把那捆玻璃纸拆开，从桶里再抽一支，比了比长短，把下面那截斜着剪了，重新包起来。包到一半她停下来。
“那五块我退你。”她从抽屉里把钱拿出来，放在柜台上，“十支，还是四十五。多的一支算我送的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我不骗活人。”她说，“你在我这儿买了四个月，我一直知道你要拿去哪儿，我一直没说。我要说的都说了，多的那一支我送你，因为我送你东西，我不跟一个走了的人抢。”
他把五十块留在柜台上，没有拿那五块，也没有找零，拿起花，转过去。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。
“谢谢。”
“下次别买九支了。”
“好。”
他走了以后，她把那五块钱收进抽屉，压在最底下。她站在店门口看了一会儿。他走的方向是菜市场后门，那边出去是人民西路，公交站。冬天下午四点的光从街口斜过来，把地上湿的一块照得发白。她看着他的背，很直的背，走得比这个年纪的人稳。
隔壁干货摊的杨姐探出头来，手里一把松子正在剥。
“砚秋，那个小帅哥又来了？”
“买了花。”
“周周来啊。”杨姐把松子壳弹到地上，“我看他不像买花的，像来看人的。”
“买花的。”她把门口一盆发黄的绿萝搬进来，换了个位，“他是来看人的，只不过看的不是我。”
杨姐没听懂，笑着骂她一句，缩回去了。
晚上收摊，她把零钱从抽屉里倒出来，在柜台上数。抽屉底下那张五块还在。她数到一半，杨姐收了摊，蹭过来，靠着她的花架。
“我跟你说正经的。”杨姐说，“你今年多大了。”
“三十七。”
“三十七。”杨姐重复了一遍，好像在替她算，“三年前离的，这三年你一个人守着这个摊子，你妈给你介绍过几个？四个？五个？”
“六个。”
“六个你一个都没看上。”
“有一个看上我了，”她把硬币十个一摞扎起来，“比我大十四岁，见面第二回就跟我说他要找个能照顾他的。我问他你身体不好？他说不是，他说男人到岁数了要人照顾。”
杨姐笑得直拍腿：“那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那你找个护工，护工比我专业。”
数完了。三百八十六块。她把钱塞进铁盒，铁盒放在柜台下面第二个格子里，格子里还有一管护手霜，三十几块的那种，用到见底，管身被挤得皱巴巴。她挤了一截，抹开，抹到指缝里那层绿。
“那个买白桔梗的。”杨姐又提起来，“我看他一个月里头来好几趟，我卖干货二十年，谁家买什么我一清二楚。”
“他买白桔梗。”
“我知道，白桔梗我认得，白的，没味儿。”
“白桔梗不进婚庆，不进生日，不进病房。”她说完，看着杨姐。
杨姐手里的松子停在半空。她四十七岁，在这条街上卖了二十年干货，什么话都听过。她张了一下嘴，没说出话，把手里的松子放回袋子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盐。
“砚秋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这个人，”杨姐说，“话不能这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的是实话，实话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杨姐站了一会儿，退回去了。走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那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她开始扫地上的刺和叶子。扫到最里面那格，白塑料桶里剩下的白桔梗还有六支。她弯腰去剪根，剪刀下去，斜口，剪完用水冲了冲桶壁，换水，把花梗重新斜插进去。
白桔梗这花，剪了根换水，能多站五天。不换水，三天就塌。她卖了九年花，知道一束花从进店到烂掉，中间只有七天是可以看的。所以她这行的人都不太相信什么永远。他们只相信“这几天它还好看”。
她也知道，那九支，或者说十支，插在他前妻的墓前，三天后会怎么样。那边没有水，没有桶，花就那么插在土里。昆明的冬天白天晒，晚上冷，白桔梗的花瓣第二天就会卷边，第三天开始从边上往里透明，第四天塌下去，塌成一团软的，贴着土。到第五天，就只剩一根绿梗，花头掉在地上，被风吹走。
他每个周三都买，也就是说他每个周三都要看着一把花在他手里从好看变成不好看。
这活儿她熟。
她把卷帘门拉下来，锁上，把今天没卖掉的玫瑰抱在怀里带回家——不带走明天就开过了。走到巷口，她又想起那张五块钱。她站在路灯下把围裙口袋摸了一遍，摸出来，对着灯看了看。
她把那五块钱折好，塞进外套内袋。
第二天是周四，他没来。周五没来。周六来了一趟，但周四、周五、周六都不是他来的日子。他只在周三来。她数着日子，把这件事当天气预报处理——今天晴，明天多云，周三有一个人。
到下一个周三，她比平时早半小时把白桔梗从里格搬到柜台旁边，剪了根，换了水。
那个周三他没来。
三点，四点，五点。五点的光最好，把桶里的水照成一块一块的白，白桔梗在这种光里最好看，花瓣的半透明能看出来。她把花挪到背光那边，不让自己看。
五点半，一个女的进来，问有没有白菊。她说有，三十一把。那女的买了一把走，说家里人走了头七。她说节哀，收钱，找零。
六点收摊。
第二个周三他来了，比平时早。进来直接走到柜台，也不是走到柜台，他是先站在门口，看了一眼白桔梗，才进来。
“白桔梗。”
“十支？”
“十支。”
她抽花，他站在柜台外面看她的手。她的手上有一层薄茧，虎口那里，是被花剪磨的。右手食指侧面有一个浅浅的疤，去年被玫瑰刺划的，深，缝了两针，现在还能看见。
“上礼拜没来。”她说。
“回了一趟家。”
“哪儿。”
“曲靖。”
她把花包好。“四十五，你按十支的价给我十支的钱。”
他给了五十，拿了五块零钱。这次他伸手接了。
“那孩子多大？”她问。
他抬头。
“你那个走了的那位。”她说，“多大了。”
“同岁。”他说，“二十七。”
“跟你说一声。”她把找零的硬币压在柜台上，“二十七岁走的人，你给她买什么花都行，谁都不会说你买错了。你现在最大的毛病不是你买九支，是你每周三都把自己弄到这儿来，然后一个人坐公交回去。”
他没说话。
“坐几路。”她问。
“一二四。”
“那从我这走到后门十二分钟，你走快点十分钟。”她把硬币推过去，“三点来的，你四点五十才走，一小时五十分钟，你在菜市场干什么。”
“买东西。”
“买什么。”
他抿了一下嘴。她看见他的耳朵有点红。她不再问了。她把那九支花多套了一层纸，怕被风吹折。
“你有话不用憋着说给我听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是你妈，也不是你心理咨询师。我卖花。”
“我在这儿待着舒服。”他说。
“那是因为这里花多。”她把手套啪的一声拍在柜台上，“花多的地方，人就显得不那么多嘴。你舒服的不是我这个店，是这个店里没有人问你什么时候再找一个。”
他笑了一下。笑的时候嘴角往上，眼睛没跟上，是很轻的一个笑。
“周三见。”他说。
昆明的雨季其实不在这时候。可那天下午下了，一场没头没尾的雨，来得快，把菜市场的地面打得全是白点。他跑进来的时候外套上全是水，头发贴在前额上，一绺一绺的。
“哦。”她说。
店里两个人，一个在包花，一个在滴水。雨打在塑料棚上，声音很大，说话要抬高声音。她给他一条擦手的毛巾，是擦花用的，灰色的。
“你把外套脱了搁在花架上。”她说，“花架不怕湿。”
他脱了外套挂在花架上，里面是一件黑色长袖。他把头发从前额拨上去，湿的那一绺又掉下来。她拿了个塑料袋套住花，系紧，放在柜台里侧。
“雨停了再走。”
“嗯。”
雨下了很久。店里的灯只有一根灯管，镇流器老旧，有时闪一下。他把手插进口袋，站在柜台外，隔着这一段不到一米的距离。
她一向是能把话说清楚的人，可她那天没说话。她在剪根，剪一根，冲一下，再剪一根。斜口要四十五度，剪平了不行，剪平了吸不上水。剪到第三把的时候，灯闪了两下，熄了。
店里一下子暗到底。
外面的雨还在下，天是那种沉的铅灰色。眼睛缓了一会儿，能看见东西——玻璃纸的反光，白桔梗的白，还有他站在那里的轮廓。
“电闸？”他问。
“这条线老跳。”她说，“下雨就这样，别动，一会儿自己来。”
他“哦”了一声。她摸到柜台下面的抽屉，摸到那个铁盒，铁盒旁边有一包火柴，是她用来烧盆栽里飞的小虫的。她又摸到柜台后面钉子上挂的那半截蜡烛，去年停电的时候买的，用了一半。
火柴划了三下才点着。蜡烛立在铁盒上，火苗很小，光只照亮一米见方，把她的半张脸照亮，把他的半张脸照亮。
她坐在高凳上，左手拿着花，右手还在剪。火苗一晃，墙上的影子就晃一下。
“你不怕吗。”他问。
“怕什么。”
“停电。”
“我这个人，”她把一根剪好的花甩了一下水，“我三十六岁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了，二十七岁的时候怕所有人看我，三十岁的时候怕我不够好看，三十四岁的时候怕失业，三十五岁真失业了，反倒好了。”
“你觉得我二十七岁。”
“你说话的样子像。”她把花插回桶里，“你每周三从我这儿买一把花，去买完还坐在公交车站上发一会儿呆，然后回家，然后下周再来。这不叫二十七岁，这叫你还没从二十七岁出来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三十七。”她说，“我这个人三十七，什么我都算得清。你今天待在这里，是因为外面下雨；等雨停了你就要走，这个我也算得清。”
他没走。雨一直下到五点半。
灯亮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被晃了一下。她眨了两下眼，看见他的头发已经干了，翘起来一小撮。
“你回去吧。”她说，“雨小了。”
他把外套从花架上拿下来，抖了抖。走到门口，他停下。
“我下周还来。”
“你周三来，我就有花。”她吹了蜡烛，把蜡烛头插回钉子上，“不来了也别解释，我不是那种等着人解释的人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这次眼睛也跟上了。
那之后，周三还是周三。但有的不是周三的日子他也来。周六上午来，帮她抬了两箱肥料；一个周日傍晚来，带着工具，修了那个跳闸的闸，又顺着墙把线重新固定了一遍，剪下来的电线头攥在手里，收进兜里，不落地。她给钱，他不要。她说那这钱我算进你的花价里，从今天起你的花四十一把。他说不用。她说那你就把工具收起来。
他把线头收好了。
一月中旬，腊月里，昆明的樱花还没开，菜市场里做的年货多了，腌肉挂得到处都是。有一天他来得晚，六点了，她正在收摊，把剩的花一桶一桶往里挪。
“没花了。”她说，“剩的都是烂的，你要吗，不要钱，拿回去插在水里还能站两天。”
“我来干活。”他把袖子挽起来，露出小臂。
那天把一个旧花架抬出去了，又抬进来一个新的。她弯腰的时候腰疼，他伸手把她扶了一下，扶的是她的手肘，扶着就走了三步。
她把手抽回来。
“我三十七。”她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不知道。”她把手上的泥在围裙上擦，“我三十七，手肘上不用人扶。你要待在这儿帮工可以，我们先把话说完。”
她把卷帘门拉下一半，坐回高凳上。他站在她面前，个子比她高，一手扶着花架。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她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那你回去想。想清楚我们再说话。”
他站了大概半分钟。
“我就想来。”
“你这句话，”她把围裙解下来，团在手里，“二十六岁听得懂，三十七岁听不懂。你说‘我就想来’，我要问你，来干什么？”
“想看看你。”
“看完呢。”
他不说话了。
“我三十七岁，离婚三年，我赔过一次。”她把手里的围裙放在花架上，“赔的是什么我告诉你：我三十四岁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说，我们一起干，我就辞了职，去给我前夫的公司写方案。三十四、三十五这二年，我做了全公司一半的活，工资没有，合同没有，到三十五岁我因为一个提案写晚了被裁，我去找他，他说他觉得我在公司里，员工会不方便。”
她一字一句说得清楚，没有停顿，也没有把一句话说完就又改口。
“赔偿金三十七万，我拿了十二万盘下这个铺子，剩下的存着，是我的退路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想再赔第二次，尤其是赔给一个比我小十一岁的。”
他站着没有动。
“现在轮到你说——你买那十支花，是给谁；你站在我这个店里，又是给谁；你分得清就再说话，分不清就把花买走。”
那天他说了一个字。
“我分得清。”
“我看不一定。”她把卷帘门整个拉下来，“周三见。”
她这样做是对的。她心里明明白白：这件事不能让她自己替他说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