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文渊死的时候，书房里的书没有一本是乱的。乱的只有夹在书里的东西。
我进门那天，他的养子站在玄关，手里拿着一串钥匙，穿一件灰衬衫，袖口卷到小臂中间。他没有请我坐，也没有问我从哪儿来。
“都说你是最会整理旧书的。”
“我是做特藏编目的。”我说，“整理是我的工作，不是我的爱好。”
“都一样。”他说，“什么时候能完。”
“十二箱，一万一左右册。给我三周。”
“两周。”他说，“第三周我要请人来画图。”
画图的意思是这间屋子要拆。
“两周要加钱。”
他从口袋里抽出一个信封，放在桌上。信封很薄。
“合同在这儿，你自己看。”他说，“看完把第一箱打开。”
合同只有两页。甲方签名是陆行舟，字写得很快，末一笔拖得很长。乙方核对了我的证书号码。
第九条写着：在清点过程中发现的一切书画、信札、图纸及其他凭据，均应当场登记并交甲方。
我把第九条读了两遍，然后签字。
一个人若是不在乎这些东西，他会把这一条写得很模糊。他写得很清楚。
我在书房里站了一会儿。书房在二楼，三面到顶的书架，正中间一张大桌，桌上只有一个台灯和一叠没用过的格子纸。窗朝北，光很平，照在书脊上一排一排，像等号的右半边。
有些人把书当藏品，有些人把书当墙。陆文渊两样都不是。他的书按开本排列，不和任何一家图书馆的分类法一样，却在书脊下沿写着同一种字：小楷，极稳，字距一样宽。
我认出了那是他写的。书脊上不该写字，这是他自己的规矩，他自己破了。
第一箱是最靠门的一箱。我戴上手套，从左边开始。
整理旧书的人最先学的是不要好奇。好奇是技术问题，不是情绪问题：一本夹了东西的书，你抽出来，东西会掉，你会去找，找完就会知道不该知道的事。所以规矩是：先把箱里的书全部倒立抖一遍，把所有的纸条、书签、票根抖到桌面上，统一装进牛皮纸袋，写明箱号、日期，交给委托人。不做判断。
十二箱，我原本打算在两天之内把第一箱抖完。
抖到第十七本的时候，掉出来的不是纸条。
是书页。
巴掌大小，裁得极齐，切口没有毛边。正面是铅字，背面是空白。铅字我认得：一部清刻本，讲山川风物的杂书，我上个月在城南一家旧书店的架子上见过同一版。
背面有一行小楷，跟书脊上的一样稳：
“拾柒。四月九日。这天她的手是凉的。”
我把那张纸放在桌面上，看着它，看了很久。
我做过的是编目，不是侦探。可编目的人有个职业病：看见一页纸，就会去找它原来待在哪里。我把手套往手心里拉了一拉，站起来，从书架第二层开始找那部杂书。
找来大约二十分钟。
它站在应有的位置上
我把它摊在桌上，把那张裁下来的页面拿过来比。甲纹对得上，字正对得上，连页边那一道装订线的挫开都对得上。它就是从这一本里裁出去的，或者说，它就是这一本丢掉的那一页。
我又从头翻了一遍。里面没有一个字。没有眉批，没有圈点，没有拘抹。老先生的书里从来没有空白的一页。
除了这一本。，纸面发黄，品相在八五成。我把它抽出来，翻到中间。
缺了一页。
切口比书页本来要薄一点，光从侧面照过去，两道缝之间空了一道，像一颗牙掉了以后留下的缝。
我不记得我“知道”过这件事。可是翻到那里的那一下，我确实认出了这个缺。我上个月在旧书店翻过这一本，翻到中间的时候手滑了一下——那一道缝。我是那时候碰到的。
整房间的书我都还没动，书架上一页都不缺。可它在。
下午四点，楼下的门响了。
他上来的时候没有敲门。这间屋子现在归他，他有这个权利。他站在书架旁边，一手撑着门框，一手拿着一把折起来的图纸。
“你手上那是什么。”
我把那张纸翻过来，放在桌上，推向他，但没有推过去。
“裁下来的书页。”我说，“原书在第二层，缺了中间一页。”
他坐下，从桌上拿起那张纸。他看得很慢。我以为他要读那行小楷，其实他先看铅字那边，一行一行，眼睛跟着走，像在核对什么。
“《山海杂识》。”他念出封面上的字，“我父亲有一套。”
“一套六册。这一本是第四册。”
“你看得出来。”
“上面盖了藏书印。”
他把纸反过去，读那行小楷，读了两遍。然后把纸放回桌上，仰在椅子上，看着我。
“上面写了什么。”
“《山海杂识》卷四，咸丰十年刻本。这一页在第一百六十二到一百六十三，记的是北方一处山口的雾。”
“我不是问你出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他写了什么。”
“他写了‘拾柒，四月九日，这天她的手是凉的’。”
“我问的是这个意思。”他说，“他说的是谁的手。”
我把手收回来，放在桌沿。
“这是第二件事。”我说。
他看了我一会儿。他笑起来的时候，下颌有一道很浅的线，是那种从小不太开玩笑的人练出来的笑。
“那就做第二件事。”
我站起来，走到他侧面，站定。
他要我看的是那天。四月九日，那年我三十一岁，这间书房里没有现在这些箱子和图纸。一个人站在这儿，从柜子里取一本要送人的书，取的时候手抬得太高，袖口往下滑了一截。
“那天我在这儿。”我说，“站在这个位置。他站在书架那头。”
“手是谁的。”
“我的。”
我低下头，把右手放在左侧颈子上，手背朝外，指尖贴在脖子下面那块皮肤上。那块地方一直是热的。
“我取了书，递过去。他没接，先碰了一下这里。”
我把手停在那里，让他看我怎么放，看我的指尖从哪里开始，又停在哪里。颈子上的皮肤被按得凹下去一点，手腕内侧的细小血管跳了一下。
“他说是凉的。”
“那天很冷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现在凉吗。”
我把手拿开。指腹上留着一小片红。
“不凉。”我说，“是热的。”
他坐在那儿，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没有做出任何动作。窗外四点多的光落在他手里那张纸的空白面，空白比字更白。
“这不叫演示。”他说。
“这叫什么。”
“这叫告诉我发生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要的是演示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。”我说，“演示和告诉，差在哪一步。”
他想了一下。他想的时候会用手指敲桌子，一下一下，不快。
“告诉是你说完就完了。演示是你不能自己叫停。”
“谁叫停。”
“我叫。”
“然后呢。”
“然后我不一定叫。”
我把手套摘下来，一只，又一只，平放在桌上。
“演示就是，你看见，并且知道我看见你在看。”我说，“刚才那样，两样都少了一样。”
他把图纸合上，放在膝盖上。
“那你继续。”
我重新把手放回颈子上。这次我慢，慢到每一个动作都能被跟上。指尖先在那里按了一下，按到皮肤陷进去，再往下滑。滑过锁骨，锁骨那一小块骨头在指腹下面，硬得像句号。
“他碰的是这里。”我说，“不是这里。”
他往前坐了半寸。椅子腿在地上挪了一声，很短。
“你的手不是那个高度。”他说。
我把手抬起来，放到他说的那个高度。手臂伸得有一点直，肘弯只剩一点角度，袖口果然往下滑了一截。
“对。”我说，“是这样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放低了。”
“因为放低一点，我比较容易不看着你。”
他没有笑。他把图纸从膝盖上拿开，放在旁边，身体前倾，两手在膝盖中间扣起来。
“现在看着我。”
我看着他。他的眼睛不黑，是灰褐色的，看人的时候很安静。一个人被任务了十五分钟以后，看人反而比开始的时候容易。
我把手挂在颈子下面，指尖挨着皮肤，一点一点往下。脖头有一条筋，刚一碰就绷了一下。我没有避，就让他看见那一下。
“你在抖。”他说。
“脖子凉。”
“拿下来。”
我把手拿下来。他没有问。他就这么看着我把手放到桌上，像看一本书重新正确地放回书架。
我的手往下，停在衣领的边上一寸，没有再往里。
“你没有让我碰。”他说。
“我没有让你碰。我是在做第二件事。”
“你做得很规矩。”他说。
“我做的是编目。”
“编目的人这样。”他说，“先报，再做，做完报一句结论。”
“你也可以这么记。”
“我可以。”他说，“但我要记的不是你有没有做完。”
“那是什么。”
“我要记的是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我把手放回桌上。指腹上的热度褪了一下，又回来。
“知道。”我说。
“那就够了。”
我在那儿停了大概两三秒，把那口气放出来。然后是第三秒，我把手放回桌上，十根手指都摊开。
他没有再说什么，站起来，拿起那张纸，没有还给我。
走到门口，他回过头。
“明天我让人送木箱的封条来。你每封一箱，在侧板上写一个数。”
夜里我留下来核对缺页。
书房只有一盏台灯，我从箱子里扒出第二层那本《山海杂识》第四册，把它摊在桌上。
缺页的两侧紧紧地互相贴着。我把手指伸进去，感觉到那两页纸的边缘被什么磨得快了，像一个人每天都在同一处翻。
我合上书，把它的书脊对着台灯，光从后面透过来，照见那道缝。缝的两边都没有影子。
我坐在那儿，第一次想起那个信封。我没有数它。我把它从口袋里抽出来，捏着，又放回去。
第二箱在门口，白天光线最好的那个位置。明天早上我要把它打开。
我把台灯关了。黑下来以后，书架并不是一片黑：窗外有街灯，把书脊上的小楷照出一道一道极细的白。
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手套重新戴上，把那本《山海杂识》第四册放回第二层。
放回去的时候我没有把它推到底。我留了一寸。这是一个编目员的坏习惯：看见有人碰过的东西，会给他留一个记号。一寸的记号。
第二天早上七点，我在书房的地板上看见了一样东西。
不是纸条，也不是书页。
是一只透明的塑料袋，两本《诗经》残本装在里面，用一条橡皮筋扎着腰。是我昨天傍晚放在箱盖上、还没来得及记录的。现在它躺在地板上，袋子口是开的，橡皮筋挂在袋子的一个角上。
我蹲下去，没有马上捡。
我戴着手套把它捡起来，发现里面多了一张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