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的冬天不下雪。
凌晨三点，整条水产街还黑着，只有一家铺子亮着灯。那是江家的冰铺，在市场西头第一家。灯是白的，白得刺眼，白得像冰本身在发光。一条街上几百盏灯，只有这一盏是白的，其他都是黄的、红的、坏的，一闪一闪，像没睡醒。
街上没有风，只有雾。雾贴着地面走，走得很慢。冰铺门口挂着的那盏灯把雾照成一个锥形，锥子里飘着白色的粉末，那不是雪，是冰粉。每天夜里冰铺切冰，切下来的碎屑落在空气里，浮在灯下面，一整夜也不落。
江冰生三十四岁，在这条街上做了十一年冰。祖上三代做冰，最早是从海里取冰，冬天把海水挑回来，在背阴的塘里冻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敲成块，卖给渔船。后来有了机制冰，就不再靠天了。南方冬天不结冰，南方冬天的冰全是人造的。
他把卷闸门拉起来，声音很响，半条街都听得见。街上有几家已经亮了，卖鱼的、卖螺的、卖虾皮的，起得比他还早，就是没他的灯亮。他们不点大灯，点小灯，省电。他从四点到七点都要切冰，灯必须开足。
先看压缩机。表针在绿区里，正常。再听。压缩机的声音是一种低沉的嗡嗡声，像有人隔着墙在睡觉。他听得出它睡得好不好。十一年了，他一进门先听这个，听不出问题才去洗手。
冰池里一格一格全是冰，长一米，宽半米，厚三十公分，每一块都结得干干净净，边上有霜花，像被谁用指甲刮过。他用铁钩子把冰一块块勾出来，码在手推车上。冰块上有水，水是零度的，摸上去不是冷，是痛。
一块冰七斤半。车斗里码二十块，一百五十斤。他推车的时候，手臂上的筋全绷起来，鞋底在水磨石地上打滑，一直滑到门外，才咬住。
门外是另一条街。
水产街一条直线，从西头到东头四百米。四点到货，五点开秤，七点收摊，中午十一点收最后一筐。这条街上的人都不用钟，用冰。谁的冰开始滴水了，谁的心就开始慌。
他推着车走，路过卖螺的老钱。老钱蹲在地上刷螺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冰生，今天带几块？”
“二十。”
“哦。”
老钱低头继续刷螺。这条街上没人和他多说话。冰铺的人不和人说话，是几十年下来的规矩。冰是水的另一种样子，卖冰的人也不大像人，像从冷库里走出来的一样，一身都是霜气。他不觉得这是委屈。他倒觉得这样挺好，省话。
走到市场中间，前面有个洞，是下水道的盖子被人撬走了。他停下来，绕一下。绕的时候看见巷口有人蹲着，一个女人，抱着一床被子坐在塑料凳子上，被子一角拖在地上，拖在有水的地方。他没看第二眼。这条街上夜里坐着的人多了，有的在等鱼，有的在等天亮，有的在等人。
他继续走。
十分钟。
从冰铺到她那个摊，是十分钟的路。他走了四年的十分钟。中间要绕过两个水洼、一根柱子、一堆不知道是谁放的泡沫箱。闭着眼睛也走得过去。
八号档。
档口挂着一条塑料布帘子，帘子上印着“何氏水产”，旁边一张手写的小纸条：“小杂鱼、黄骨、鲮鱼”。她坐在帘子后面，戴一顶毛线帽，帽子拉得很低，只露出一个鼻子和一张嘴，嘴在哈气。
“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
他把车停在摊前，一块一块往里搬。冰放在不锈钢台子上，砸一声，水花溅起来。她的鱼在下面两个大盆里，一个是活水的，一个是死水的。活水那盆里鱼还在动，尾巴拍水，啪啪啪，溅到地上。
他搬了十八块，最后两块放在台子边上，那是给她的秤用的，她的秤要放到冰块上，不然秤会跑数。
搬完他站着，没走。
她抬头看他。
他又搬了一块，放在她脚边。
她看着那块冰，什么也没说。
冬天的南方，凌晨三点，气温十一度。冰在空气里冒白气，白气很薄，往下沉，落在地上化成一小片湿。那块多出来的冰放在她脚边，白气从它上面升起来，绕着她的裤腿，绕了一圈，散了。
他把手推车往后一拉，轮子转过去。
“江老板。”她叫住他。
他停下来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要多少？”
他没有马上答。他看着她的秤，秤上放着一块旧冰，已经化了一半，水从秤盘边往下滴，滴在一个塑料桶里，桶已经接了三分之一。
“我看你昨天剩了几块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笑的时候毛线帽滑了一点，露出一只眼睛。那只眼睛下面有一道很浅的疤，像被鱼鳍划过留下的。
“你每天看？”
“每天路过。”
“路过就看？”
“嗯。”
她把帽子拉回去，遮住那只眼睛。
“行吧。那你明天也看。”
他把车推走。
出市场的路是上坡，推空车轻松。到街口他回头看，那盏白灯还在，在雾里像一个洞。整条街的灯都是黄的，只有那一盏是白的，从街上任何一个位置看过去，都最先看见它。
他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回去的：推空车，走十分钟，把车放在门口，进铺子，把灯关掉，然后坐在冰池边上，抽一根烟。烟在冷气里散得慢，烧得也慢，一根烟要抽很久。
他坐下的时候，手上还有零度的水。他从来不等它干。
他在裤腿上蹭了蹭。
蹭完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。十二月六号。农历还在十一月。
南方冬天的风从海上过来，带着水，吹到人身上不像风，像有人拿湿毛巾拍你。街上的人都不戴围巾，戴了也没用，围巾会湿，湿了更冷。他们戴毛线帽、戴袖套、穿雨靴，雨靴里垫报纸，报纸湿了就换。
他抽到一半，听见市场那边有声音。是卸货的声音，一筐一筐往地上砸。五点了。
他把烟摁在冰池的沿上。
这个钟点，她的第一筐鱼应该已经摆出来了。
他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她来了四年，他只听见别人叫她“阿珍”。他也没问过她的名字。这条街上的人不用问名字，问名字是别的地方的规矩。
他站起来，去把冰池里的碎冰拢一拢，等一下要装第二车。
第二车是给东头那些大档口的，他们六点才开秤，冰要晚一点送，不然到中午就化完了。
他勾冰块的时候，手背上的裂口又开了。冬天的手总要裂。裂了就用胶布缠，胶布湿了就撕掉，撕掉更裂。他有一整盒胶布，放在压缩机旁边。
他缠好两块手指，继续勾冰。
天亮得很晚。七点多，雾还没散，只是从白变成灰。整条街的水都往低处流，流进下水道那个没有盖子的洞里。洞是这条街的嘴。所有的水最后都进那里。
八点，他推第三车冰出去。
到八号档的时候，她不在了，摊子前坐着一个老头，是她的临时帮工。老头抬眼看他。
“阿珍呢？”
“去后头拿货了。”
他把冰放下，没有多放。
他推着车继续走。
走到街尾，回头看了一眼八号档。那摊子上，冰块已经被鱼血染成粉红色，一块一块在滴水。
中午十一点，整条街收摊。
他回铺子的时候，看见她从巷子里出来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是两条小鲫鱼。她看见他，把袋子往上提了提。
“这个给你。”
他停下。
“我买的。”她说，“钱我付了。”
他接过来。鱼还活着，隔着袋子顶他的手。
“谢谢。”
“你会煮吗？”
“会。”
“煮法不好吃你自己认。”
她说完就走了，走得很快，毛线帽后面的绒毛一颠一颠。
他站在街上，手里提着两条鲫鱼，一时不知道往哪走。整条街在他背后收拾东西，铁盆碰铁盆，水泼在地上，哗哗地响。
他低头看鱼。
鱼的眼睛是黑的，透明的，里面有一小块白。
他回铺子，把鱼放进一个装了冰的泡沫箱。他没有马上煮。他把鱼放在冰上，盖上盖子，然后坐在旁边抽烟。
冰化得很慢。鱼在冰上，不会坏。
他抽到第三根的时候，把鱼拿出来，去水池边杀了。
晚饭他煮了一碗汤，鱼汤。汤是白的，白得像冰粉。
他一个人坐在铺子里喝。
外面天已经黑了。南方的冬天，天黑得早，五点半就黑透。街上有人说笑，有车过，有狗叫。他吃得很慢。
吃完他洗碗，收拾，把第二天要用的冰块数一遍。
数完是九点。
他躺在铺子后面那张窄床上，没有关灯。白灯的光从门缝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条线。他躺在那条线的边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夜里他醒过一次。
三点差二十，还没到点，他自己就醒了。他的身体比钟准。十一年，每天三点起，误差不超过一刻。醒来的时候他先听，压缩机还在嗡，稳的。
他坐起来，穿上外套。外套是军绿色的，袖口磨得发白，前襟上有一道旧的水痕，怎么洗也洗不掉，那是冰水泡出来的印子。南方冬天湿，衣服晾在外头三天不干，他干脆不晾，洗完直接穿，靠体温烘干。
推开门，街上在起雾。
雾从市场东边那头漫过来，贴着地面，先没过人的脚踝，再往上，一直到膝盖。整条街像被灌了水。他在雾里走，雾撞在脸上是凉的，不湿，因为雾其实有一半是冰粉。
到铺子的时候，卖螺的老钱已经在门口刷螺了，刷子刷刷地响。
“冰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昨天市里来人，说要查冷库的电表。”
“哦。”
“你这铺子用多少电，他们一句话就能给你定性。”
“定性就定性。”
老钱抬头看他，刷子停了。“你倒是好脾气。”
“冰是要用电的。”
“我说的是你要是被罚了，一条街上没冰了，这街上这么多鱼怎么办？”
他没答，把卷闸门拉起来。
老钱在他背后说：“你这人，给你操心你都不要。”
他进铺子，先听压缩机，再看表，然后洗手。这一套做完，他才开始想那句话。这条街上所有人和冰的关系都靠他一个人。这句话他听过很多次，每次听着都像是夸他，仔细想，像是在提醒他：你既然在这里，就别想着走。
他不打算走。
他也不知道往哪儿走。
开始切冰。
冰池里昨天浇的水已经结满了，白得很实，表面一层薄薄的水光，像刚洗过的瓷。他用尺子在冰面上量，用手推锯切，锯到一半用锤子敲，冰顺着敲的地方裂开，一声脆响，像玻璃。
切一块冰要四十秒。他切二十块，十三分钟。
切的时候他低着头，不看别处。这是十一年养成的习惯，切冰时看别处就要切歪。他刚开始做那两年，切歪过一块，歪的那块卖不出去，他爸爸用扁担打了他的手背。
现在他手上没有一块好的皮。
切完，码车。二十块。
三点整，去送第一车。
雾比刚才更厚了。他的白灯照出去只有三米，三米外面全是白的。他推车的声音在雾里显得很响，轮子碾过水，咕的一声，碾过水泥缝，嗒的一声。他一路听着自己的声音走，像在给自己打拍子。
路过巷口，那个抱着被子睡在塑料凳上的女人还在，缩成一团。他推车过去的时候把脚步放慢了，怕吵醒她。这街上好多人都不容易。他在这个城市里也是外人，苏北来的，口音到现在也没改掉。以前有人问他“你哪里人”，他说“江苏北边”，对方就不问了。
到八号档，四点差十分。
她已经来了，正在往盆里放水。水管插在盆里，水声很大。她听见车轮声，回头。
“今天早。”
“雾大，早出来。”
他把冰往台子上搬。冰落在不锈钢上有一种特殊的声音，闷的，短促的，一点点回音都没有，像摔在土上。
搬到第十八块，他停了一下。
她没有回头。
他搬第十九块。
她还是没有回头。
他把第二十块放在台子边上，然后站在那儿看着冰块。
台子上的冰已经放好了，她的秤放在冰块上，秤盘空着。
他把手推车往后拉。
“嘿。”
他停住。
她走过来，走到台子边，把那块给秤用的冰挪开，指着空出来的位置。
“放这儿。”
他不懂。“那是放秤的。”
“秤我抬起来拿着。”她说，“你给我放满。”
他把冰块搬上去，放在那个位置上。
她就把秤提起来，端在手里，像端一个托盘。
“这样，行不行？”
“行。”
“那你以后就按这个放。”
他没问为什么。他搬完，站在那儿。她的两只手都端着秤，端得挺稳的，手腕上有细的筋。
她抬起下巴看他。“看什么？”
“你端着秤，怎么秤鱼？”
“我放下就秤。”
“放下秤就没位置了。”
“我卖完了再秤。”
他懂了。她的意思是：先把冰拿到手，后面的事后面再说。
“这样不划算。”他说。
“怎么不划算？”
“冰多了，鱼卖得完就卖得完，卖不完冰也化了，钱就白花。”
她笑了一下。“江老板，你算的是冰的钱。我算的是我的鱼。”她把秤放到旁边地上，“鱼在冰上多放一个小时，卖相就好一个小时；卖相好一个小时，一条就能多卖五毛；一筐少说二十条，三个小时就是三十块。一块冰八块，我赚二十二。”
他没说话。她算得比他清楚。这一笔账他从来没有算过。
“你算得清楚。”
“不算清楚活不下去。”她走到盆边，把手伸进冰水里，捞出一条鱼，扔在台子上。鱼尾巴拍了两下就停了。“我在这儿七年了。七年没有一个冬天是暖的。”
“南方冬天不冷。”
“不冷，可是湿。”她抬起手，手上全是水，水沿着指缝往下淌，“你们男人不怕，手糙。我手一开始三天就裂，裂了半年，才不裂。”
他看着她的手。手是红的，冻得发亮，指尖有一点点的白，是冻出来的老茧。
“手会坏。”他说。
“坏了就坏了。”
她重新把手伸进水里。
他站了一会儿，把车推走。
出市场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八号档的灯是黄的，白灯的光照过来，把她那一片照得比别人的亮一点。她在冰水里捞鱼，头低着，毛线帽的绒球一动一动。
他的第一车送完了，一共四十块冰。
回去推第二车的时候，他数了一遍冰池。
还剩八十块。
他勾出来的时候比昨天多勾了三块。
第三车是七点半出去。
到她那里，他放了二十一块。多出来的那一块放在她脚边，和昨天一样的位置。
她蹲着，正在刮鱼鳞，手里的刀很快。她停了一下，抬头看他，没有说话，把脚往旁边挪了挪，给他腾位置。
他把冰放下去，弯腰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头挨得很近。
他闻到鱼腥，闻到冰，还闻到一点洗头膏的味道，很淡，被鱼腥压着，是柠檬的。
他直起腰，把车推走。
中午十一点，他吃了饭，坐在铺子里。铺子里冷，冷到人的呼吸都看得见，可他习惯了。人在这里待久了，会觉得外面的十一度是热的。
手机响了。
是市里冷库那边的人，姓黄，说电表要加装一个东西，让他明天早上别关卷闸门。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挂了。
挂完他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看着它。
铺子外面有个声音，是塑料拖鞋在湿地上的声音。他听出来是谁的，这街上穿塑料拖鞋走路的女人不少，脚步重的只有她一个。
脚步声到门口停了。
他把头转过去。
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黑的塑料袋。
“你这个地方，冷得像冻库。”她说。
“是冻库。”
“我坐一会儿。”她走进来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把袋子放在膝盖上。
“你摊上没人？”
“老头在。”
“老头看得住？”
“看不住，丢了算我的。”她解开袋子，里面是一个保温饭盒，“我煮了粉，多的。”
她把饭盒推到桌子中间。
他没动。这铺子里除了顾客很少有人坐下来，更没人给他送东西。
“吃啊。”她说，“我又不会下毒。”
他把饭盒打开，白气冒出来。是煮粉，上面有两块煎鱼、一把青菜、一勺辣椒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吃辣？”
“你上次买我辣椒酱。”
“哦。”
他吃了一口。粉很烫，烫得他嘴里发麻。他很少吃烫的东西。这条街上的人都不吃烫的，鱼是冰的，水是冰的，饭常常是凉的。这一口粉下去，他胃里像有人在里面点了一盏灯。
“好吃吗？”
“好吃。”
“你说好吃我说不准。”她把手缩进袖子里，“你这人，夸人跟念告示一样。”
他把粉吃完，碗里剩了汤，一点辣的红的。他想把汤也喝了，又觉得太没样子，把碗放下了。
“谢谢。”
“不用谢。你多给我两块冰。”
“那是另外的。”
“怎么是另外的？”她往前坐了坐，“你给我冰，我给你粉，这就是一回事。你别把账分开算。分开了，就都不值钱。”
他不说话了。
铺子里只有压缩机的声音。
她站起来，去看冰池。她趴在池子边上往里看，像小孩看鱼缸。
“这么多冰。”
“下午还要补。”
“一天做多少？”
“三百来块，冬天多。”
“冬天卖得好？”
“冬天鱼死得慢，但是冰化得慢，所以他们用得少，又买得多。”他想了想，“不好说。”
“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问你什么都答一半。”
“答全了也没用。”
她回过头来，看了他一会儿。铺子里的白灯从上面照下来，她的脸上没有血色，嘴唇是淡的。
“你一个人住这儿？”
“嗯。”
“没有别人？”
“没有。”
她点点头，把头转回冰池。
“我走了。”她说，“老头看不住摊。”
她走到门口，停一下。
“江老板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晚上几点睡？”
“九点。”
“太早了。”
“三点要起。”
“哦。”她把帘子掀开，外面的光进来，“我十一二点才睡。”
她走了。
他坐着，听着塑料拖鞋的声音一路响过去，响到市场那头就没了。
他把饭盒洗干净，放在桌上。饭盒是粉色的，盖子上有一个卡通猫，猫的一只眼睛掉了漆。
他把饭盒放在压缩机旁边，那个位置不会被水泡到。
然后他数了一遍冰，把第二天的水浇进冰池，关上卷闸门，只留一条缝。
这条缝是他睡觉时留的，为了听外面。
十一点半，他躺下去，还没睡着。
外面有风了。风从海上过来，把街口的塑料布吹得啪啪响。他听着，判断风力。三到四级，不大。这风要是再大一点，鱼贩子就要加冰了。
他翻了个身，看着天花板。
那个粉色的饭盒在他脑子里放着，就在压缩机旁边，猫掉了一只眼睛。
他闭上眼睛。
三点，他准时醒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