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六月十九，梅雨下到第九天。
福庆里的支弄只有一尺半宽，两边的墙被雨泡得发黑，墙根有一道齐膝的霉线，一天往上涨一寸。水从屋檐上连成一条线落下来，落在青石板上，砸出一片白，散开，再落下来。
周砚是下午三点四十进支弄的。他背上背着一只藤箱，箱子上盖着油布，油布的四角用麻绳在胸前扎了个结。他从十六铺一路走过来，走过法租界，走过八仙桥，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布鞋里已经灌满了水，走一步响一下。
雨是从嘉兴那边追上来的。他在火车上还没有，出了北站就看见天是黑的。走到爱多亚路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，那一片黑压在天上不动，像一块抹布拧不出水。他加快了脚步。走到福庆里口，那块抹布终于拧下来了。
十二号的后门在支弄的尽头。
门很矮，比他高不到一个头，门板是杉木的，下半截被水汽泡得发白，白得像骨头。门上没有铜环，只有一个铁搭子，插着一根木闩，闩头上拴了一小段麻线，风一吹就摆。门边的墙根下面有一块石头，是垫脚的，石头上永远是湿的。
他站在门口，抬手在门板上敲了两下。
敲得很轻。轻得他自己都觉得不像敲门，倒像是摸了一下。
他敲门有个规矩，是跑单帮这六年自己摸出来的：门上有人家的眼睛，敲重了，整条弄堂都知道你来了；敲轻了，屋里的人听得见，弄堂里的人听不见。他从来不往前门走，就是因为前门那道铜环没法轻敲——铜环是给人当着面敲的，敲三下，客堂间、天井、隔壁，全听见。
陆家阿婆这时候正坐在客堂间里拣菜，拣的是毛豆，一只竹篮搁在膝盖上，一粒一粒剥。她眼睛不好，剥得慢。她耳朵好，听见后门响，就侧了一下头。
阿宝在客堂间里排字，回家也在排，一块木盘，一盘铅字，他在把「商务印书馆」四个字拣齐。铅字碰铅字，笃笃笃。
这是十二号每天下午的声音。周砚在灶披间里，隔着两扇门听，听得出谁在做什么。
灶披间里有人应了一声，听不出是「谁」，还是「来了」。
然后是脚步。木拖鞋在灶披间的砖地上走了几步，走到门后，停了一下。那一停很短，短得像在算要不要开门。
门开了一条缝。
灶披间的气味先出来：煤球、湿柴、猪油、晒不干的抹布，还有一点别的，很淡，是茉莉。上海的梅雨天里是不该有茉莉的，那味是从她身上来的。
她穿着一件旧的蓝布衫，袖子挽到肘上，头发从后面绾起，用一根银簪别住，鬓边碎发被灶上的热气黏在脸上。她看见他，先看他的脸，再看他背上的藤箱，最后看他脚底下那一片水。
“周先生。”
“阿蘅。”
他把藤箱往上托了一下：“借个地方。雨太大了，我走到弄堂口，走不进去了。”
她往后退了一步，把门拉开。
“进来。”
二
灶披间很窄，宽不到五尺，进深七尺。左边是一副双眼灶，灶膛里的火压着，只有一条红边。灶边一只水缸，缸盖上放着两只木盆，盆里泡着咸菜。右边靠墙一溜三层架子，下层是米缸和油壶，中层是碗，上层是瓶瓶罐罐，玻璃上蒙着一层油。中间只剩一条通道，两个人站着，得侧身。
他把藤箱卸下来，放在门边。油布上的水立刻在地上洇出一个黑圈。他弯下腰，把油布的结解开，翻开，摸了摸箱面，湿了半边。
“湿了。”他说。
“要紧吗。”
“不要紧。里头是纱，“他顿了一下，”袜子。不怕潮。”
她把一只木盆踢到门内，盆底朝天，翻过来给他放箱子：“放这个上头。”
灶披间的这扇后门，是整幢十二号第二道门，也是唯一一道开在支弄里的门。正门在天井，黑漆，两个铜环，进门要过天井、过客堂，客堂间里坐着陆家老夫妇。后门进来直接到灶披间，灶披间一扇门通后厢房，一扇门通前厢房，两扇门都是薄板钉的，门闩各有各的。
前门是主人家的门，后门是下人的门。十二号没有下人，所以后门是给租客走的，也是给提水的、倒泔脚的、送煤球的走的。
周砚这半间一年零四个月，走的都是这道门。前门他一次也没走过。不是说没人叫他走，是他自己不走。
藤箱搁在盆底上，四边沿还挂着水。他直起身，往门那边看了一眼。雨正斜着往门里飘，飘到灶台边上，把灶沿打湿了一小片。
她走过去，把门关上。
门一关，屋里就暗了一层。灶披间只有一扇小窗，开在墙的高处，六寸宽，糊着旧报纸，外面再挡一块油纸。光是从油纸里漏进来的，黄的。
她伸手去摸门闩。
门闩很短，只有四寸，木头的，插销的洞在门框上，被磨得很滑。她的手在闩上停了一下。
然后她把门闩搭上了，没有插到底。
搭上是「门关了」，插到底是「门闩了」。
这两件事在弄堂里不是一件事。搭上，是防雨；插到底，是防人。
福庆里十二号的后门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晚饭以后就插到底。后厢房是租出去的半间，住着一个跑单帮的，白天不在家，夜里进出要自己带钥匙，钥匙是一根铁片，插在门外的墙缝里。这条弄堂里人人都知道那根铁片，人人都知道后厢房的是什么人。
门闩插到底，是十二号的规矩。规矩是陆家阿婆定的，因为后门对着支弄，支弄通着大街，夜里什么人都能进来。
今天这个规矩破了一半。破了一半的规矩还是规矩，可是它已经软了。
周砚看着那根门闩，没有说话。他转过身，把湿透的外褂脱了，搭在藤箱上。
雨在外面下。屋里听见的和外面听见的不一样：外面是响，屋里是闷，像有人拿手在门板上一下一下地拍。
雨落在天井里的两只空水缸上，落一下，响一下，那声音隔着客堂、隔着两扇门，传到灶披间已经很小了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数数。
雨落在墙头上，沿着一道裂缝往下走，走到半路分成两股，一股进了墙，一股挂在墙外面，越挂越粗，最后掉下来。
雨落在支弄里那把别人家撑开的伞上，那伞已经收了，靠在墙根，被雨浇着，伞面上积了一个坑。
雨落在陆家天井里那两张竹椅子上。阿宝本来说要搬，搬了一张，另一张没有搬，雨水从椅面漏下去，在石板地上敲出两种声音。
周砚坐在灶前，听着这些，觉得雨像在跟他讲话——絮絮的，一句也听不懂，可是不停。他跑了六年的单帮，在船上、在车厢里、在小客栈的楼板上，听过很多场这样的雨。雨是不管人的。人在雨里坐着，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。
“坐。”她说。
灶前有一张小板凳，凳面上垫着一块布。她拿起来，抖了抖，重新铺上。
灶上还坐着一锅东西，锅盖一掀，是赤豆汤，煮得很稠，上头浮着一层泡沫。她拿铁勺撇了撇，撇进一只小碗，把碗放到小板凳旁边的矮凳上。
“陆阿婆的。”她说，“她牙齿不好，要煮到烂。”
“每天煮。”
“一天两回。早上红豆，晚上绿豆。她晚上睡得着，就得多喝一碗。”
周砚看着她撇沫子。她撇得很仔细，铁勺沿着锅边绕，一直绕到中心，把泡沫全刮到勺里。
“十二号的水，是我从弄堂口的给水站挑的。”她说，“一担两分钱。一天三担。陆阿婆一担，我半担，剩下的给阿宝洗铅字。”
“沈太太。”
她抬起头。
“前一任租客，也挑水？”
“不挑。”她说，“他的衣裳是带出去洗的。”
周砚没有再问。他把手放在膝盖上，看那锅赤豆汤在火上慢慢地翻。
“你坐。我烧水。”
三
他坐下来。膝盖靠着灶膛，火边的热一阵一阵逼上来，隔着裤子烫。
她往灶膛里添了两根柴。柴是湿的，塞进去先冒白烟，烟在灶口绕了一圈，往屋里散。她蹲下去，用吹火筒吹，腮帮子鼓起来，一口，两口，火苗从柴缝里蹿出来，把她的脸照红。
他把怀表从坎肩的内袋里掏出来。
是一块方形的表，钢壳，壳上的镀银磨掉了大半，露出黄铜。表盖上有细密的花纹，磨得快平了。他每天上弦，每天对时，可是这块表一直快四分钟。他不调。
他拧开表盖，看了看，合上，放回内袋。
“几点了。”她问。
“四点二十。”
她抬起眼。
“你的表快。”
“快四分钟。”
“为什么不换一块准的。”
“准的表贵。”他说，“再说，我这块表是人家拿来抵账的，抵账的表不能嫌它快。”
“习惯了。”他说，“它快它的，我知道。”
这块表是他在四年前收下的，抵一笔三块八角的货账。当铺里估过，值七块。那个欠账的人在闸北开了个小袜厂，厂关了，把表放在台子上，说周先生你拿走，别的不说了。
他没有拿去当。他留着自己用。
一个人在外面跑，是必须知道钟点的，可他也不愿意知道得太准。差四分钟，他心里就有四分钟的余地，赶不上这趟车还有下一趟，误了这家还有那家。四分钟是他给自己的，不是表给他的。
她低下头去管火，肩膀动了一下。那一动，说不上是笑。
水开了。锅盖边冒白汽，汽喷到梁上，凝成水，又滴下来。她拿过一只粗瓷壶，往里倒，倒满，盖上，往他那边推了推。
“没有茶叶。”
“开水好。”他说。
他真的喝了一口，烫，舌头麻了一下。他吹了吹，又喝一口。
“你从嘉兴回来。”
“湖州。”他说，“湖州到嘉兴，嘉兴到上海。三趟车，最后一趟在松江停四十分钟，等一趟货车过去。”
“松江。”
“松江。”他说，“松江站台上有一个人卖茶叶蛋，一个铜子两个。我从前的顾主讲过一句话，说松江的蛋是上海一带最老的蛋，煮得太久，蛋白咬起来像皮。”
“你买了没有。”
“买了。两个。”
“好吃不好吃。”
“不好吃。”他说，“可每一趟经过，我都买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车在那里停四十分钟。”他说，“人停着的时候，总要做一件事。”
“车厢里坐得下。”
“坐不下。站。站在门边上，手抓着铁杆，抓了三个钟头。”
他把手掌翻过来给她看。掌心有一道横的红印，是铁杆磨出来的。
她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把灶上的一只碗拿下来，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，倒在碗里，又兑了点热的，用手背试了试。
“洗一下。”
他洗了手。水是温的。他把手在盆边控干，甩了两下。
水从指缝里落到盆里，落出声音。他想起来，这两年在外面跑，没有人给他兑过温水。客栈的水是凉的，火车站的水也是凉的，他自己给自己兑过两回，兑完觉得麻烦，以后就着凉水洗。
他低着头洗手，洗得比平时久。
雨还在下。灶披间只有一只小凳，她站着，靠在灶边。中间那条通道两个人占了，谁要动，另一个就得让。
灶上的赤豆汤咕嘟了一声，溅出一点，落在灶沿上，立刻焦了，冒一股甜味。她拿抹布去擦，擦完把抹布在盆里过一遍水，拧干，搭回原处。
他看着她做这些。她做得很顺，每一种东西都有它固定的位置，抹布在盆边，勺子挂在灶旁的钉上，盐罐在第三个架子的右角。这个灶披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人摸过上千遍，摸出了位置。
她在这个位置里过日子。他在别的什么地方过日子，一个藤箱就是全部。
四
第五十分钟，雨小了，变成一种很细的、斜着飘的东西。可是它不落下来，它在空气里悬着。
她端着一只木盆，从灶台边要往后厢房去——盆里是湿的碗，要拿去后厢房的柜里收。
他侧过身让路。
灶披间这条通道只有一尺多宽。他的背靠上灶台，她的肩从他胸前过去。她过去的时候，手肘碰到了他的腰。
碰得不重。只是一个手肘，隔着两层布——他的衬衫是湿的，她的蓝布衫是干的，湿的那一层贴上来，凉了一瞬。
她停了半步。
他就那么站着，两只手垂在身侧，没有抬。
“盆给我。”他说。
“不重。”
“我拿着，你开门。”
她把盆递过来。盆沿递到他手上的时候，她的指尖在他的手背上停了一下。这一下比手肘那一下轻，也长。大概有一句话那么长。
那一下停得很稳，不抖。她像是一直知道她的指头在哪儿，也一直知道他的表在哪儿、门在哪儿、灶在哪儿。她在这个灶披间里住了三年，闭着眼睛也走得出去。她把自己的指头放在他的手背上，是这件事里唯一一个她需要睁开眼睛做的动作。
他没有把手抽回来。
他托着盆，她转过身，拉开通往后厢房的门。
后厢房就在灶披间隔壁，中间这道门是一层薄板钉成的，门上有一道旧门闩，闩是铁的，锈了一半。
她拉开门，进了半间屋。
这是周砚住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地方。他自己也说不清，这个半间是什么样子能叫出来——一张床，床板下头垫着砖；一张小桌，桌上有一盏煤油灯、一只搪瓷缸、一把鬃刷；墙角一个木架，放他的肥皂、牙粉、剃刀。板壁那一边就是前厢房。
他把盆搁在小桌上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让出门。
她一只一只地把碗收进柜里，摞好。碗碰碗的声音很轻。
收完，她转过身，看着他。
那一刻，屋里只有两个人，门开在中间，灶披间那边的雨声传过来，比刚才远了。
“周先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今天要是走到弄堂口，雨就下不来。”
他愣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我看天。”她说，“梅雨天，两点钟天一黑，四点前雨一定到。你三点四十还在支弄里。”
他站在那儿没说话。
“我坐在灶前，听得见支弄里有人走。”她说，“三点半有一趟自行车，是收旧货的，你走的时候他正好过去。你是三点四十进的支弄，走到十二号用了两分钟。你是跑着来的。”
“跑不快。”他说，“箱子重。”
“箱子不重，重的是雨。”她说，“这条弄堂，一淋雨，石板就滑。”
“你天天听这些。”
“我一天到晚在这个灶披间里。”她说，“灶上坐着火，我不能走开。十点钟一锅饭，四点钟一锅汤，六点钟灶上封火。人不出门，耳朵就得在这儿。谁进来了，谁的鞋是什么声音，我都听得出来。”
她说完，把抹布在盆边搭好。
“你的鞋是布底。”她说，“两条弄堂以外我就听出来了。”
周砚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。鞋是黑的，布面，已经被水泡得起了褶。
“这条弄堂，一淋雨，石板就滑。”她把木盆从桌上拿起来，“你要是摔一跤，藤箱进了水，里头的东西全毁。你这一趟就白跑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下次你看天。”
“好。”
她拿着盆，从门里出去。他跟着出去。
五
外头的雨只有毛了，像一层灰。天反而亮了些。
她把后门打开。门开的时候，门闩那一下没插到底，一拉就开。
热气从门口进来，挟着弄堂水沟的味。
他背起藤箱。油布重新盖上去，四角扎好。箱子比先前沉了，绳子勒进肩里。
“多谢。”他说。
“不谢。”
“箱子我明早来拿。”
“放着。”
他跨出门槛。门槛外那块青石板上积水半寸，他踩下去，水从鞋帮边上冒出来。
“周先生。”
他回头。
她站在门里，一只手扶着门边，一只手还端着那只木盆。梅雨天的光是灰的，落在她脸上，把她的脸照得平。她的银簪在光里有一点亮。
“后厢房漏不漏。”她说，“昨儿夜里那阵风，把西边墙上的一块瓦吹掀了。你要是看见水，跟我说。我去跟陆家阿婆讲，叫阿宝上去看。”
“不漏。”
“你看仔细。”
“不漏。”他说，“我夜里起来看过一回。”
她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“那你去。”
他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回过身。
“阿蘅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那个后门。”
“我的后门。”
“这条支弄，一共几户人家。”
“怎么样。”
“不插到底。”
她端着木盆的手没动。
“我今天不插。”她说，“雨还没停。”
“明天呢。”
“明天再说。”
“支弄里那几户，我认得。”他说，“十号的老赵，收旧货。十四号的李家，一个老太太带着外孙。十六号是空的，门钉死了。他们的后门都对着这条支弄，他们都在后门里烧饭。”
“他们在后门里烧饭，也就在后门里看人。”
“所以我从后门进来，他们都看见了。”
“看见了。”她说，“可他们看不见你在里头做什么。看得见你进来，看不见你在这里。”
“这两件事是一件事。”
“不是。”她说，“差远了。”
他背着藤箱走出支弄。走到弄堂口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十二号的后门已经关了。
六
后门关上以后，她在灶披间把地擦了一遍。
从门里擦到灶台边，从灶台边擦到水缸旁，最后擦到门槛。门槛是青石的，比地低两指，积水都聚在那儿。她用抹布吸，吸了一次拧一次，拧了四下才把那一片擦干。
藤箱在盆底上搁了一个钟头，木头上印了一个圆。
她把盆拿起来，用抹布把那个圆擦掉。
擦完，她坐在灶前那张小板凳上，把手伸到灶膛边。火已经压下去了，只剩一小片红。她暖着手，没有立刻起身。
灶披间里还留着一点味道，是他湿衣服的味道，汗和白布，和一点路上的煤烟。
她坐在那儿，听见客堂间那头陆家阿婆在说话，说得很大声，是跟阿宝说，让他把天井里的两张竹椅子搬进来。
她站起来，去看那根门闩。
门闩还搭着，没有插到底。
她伸手，把指头放在闩上。
雨已经停了。外头有人在弄堂里走，木拖鞋踩着水。
她的指头在闩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收回来。
她转过身，去洗碗了。
七
那天夜里，周砚在后厢房把怀表上好了弦。
表是九点半的，其实是九点二十六。他把它放在枕头旁边，听得见它走。
他躺下来，屋里有潮气，被单贴着皮肤。板壁那头是前厢房，前厢房没有人说话——沈伯钧去南京了，说是今天回来，看天色，大概明天。
他想起白天那个手肘。
那个手肘隔着两层布碰在他的腰上，只碰了一下就走了。可他现在闭着眼睛，还能说得出那一下碰在什么位置：右下，肋骨下面三寸，偏左。
他翻了个身。
九点四十，隔壁前厢房里有一声很轻的响，是床板，坐上去的那一声。
然后是很久没有声音。
周砚把枕头拍了拍，闭上眼睛。
隔着一层板壁，有一个人的呼吸。听得见也是因为夜太静，不是因为板壁薄。他一年零四个月，天天在这个半间里睡，从来没觉得这层板子薄成这个样子。
第二天早上五点，他出门去北站。
走的是后门。
八
第二天傍晚六点，客堂间有皮鞋的声音。
那是沈伯钧回来了。鞋底是皮跟，钉了铁片，走一步「叮」一声，从天井进来，穿过客堂，往前厢房去。
九点时，周砚在后厢房点灯。一点上他就把灯芯拧得很小。
他把表上弦。表是九点零三。
他看了一眼后厢房那道通灶披间的门。门闩在那边，他在这一边，闩不到。
他把表放在桌上，听着。
灶披间那边有响动，是锅盖放下来的声音。她在给前厢房烧水了。
对面有说话声，很低，听不清字，只听得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轮换。说到一半，男人那边停了，女人那边也停了。
然后是开门，关门。
然后是水。
他拿起表，走到桌边，拉开抽屉，把表放进去，关上。
抽屉里另外还有一样东西。他没有看它，只把手放在抽屉面上按了一下，然后松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