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公司的大楼有二十层，十九是空的。
不是没有地板，是楼层表上没有这一格。电梯里的按钮从十八直接跳到二十，中间那一条是封死的金属片，摸上去比别处凉。我入职第一天就发现了，因为我在意这种事——哪些地方没有按钮，哪些门要刷卡，哪些人不坐电梯而是走楼梯。管培生的活就是这些：记路，记事，记人。
我到这家公司的第十一天，就记住了一件事：十九楼不是空的。
那天晚上十一点零七分，我抱着一份合同站在十八楼的电梯厅里。
合同有十四页，最后一页需要他在指定位置签名。法务说必须今晚签到，明早九点对方要从机场直接去签。我的组长在七点二十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我，然后七点四十走了，走之前拍了拍我的肩，说小苏你辛苦一下。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的眼睛。
我等了四个小时。
他在开会。先是跟华南，然后跟一个基金，然后不知道跟谁。他的秘书小周每过四十分钟出来一趟，每次都说快了，快到了，顾总马上结束。
十点四十，小周不再出来了。他出来洗了个杯子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“你还没走？”
“合同。”
“哦。”他说，“那你自己上去吧。顾总在十九楼。”
我没有问十九楼是什么。那一刻我以为他说错了。
电梯门合上的时候，金属反光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白衬衫，黑裙子，头发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就已经乱了，我重新扎过一次，扎得很紧。手里十四页纸。脚上那双鞋是入职前买的，垫了半码，走一天会想哭。
我按了二十。
电梯往上走，到了十八，停了。门开，外面没有人。
我没有按开门键。门自己开了，停了三秒，自己合上。
这在老电梯里不算稀奇。我们公司的电梯确实很老，大堂的那种有镜子和木饰面，像九十年代的酒店。
然后数字跳了。
它没有跳到十九。
它跳到二十。
可是我什么也没感觉到——没有那种被人从脚底托一下的失重，电梯是停着的。二十楼的按钮还亮着，但没有再亮起来的意思。
门开了。
外面不是二十楼。
二十楼我去过，二十楼是董事长办公室和一整层没有人的会议室，地毯是灰的，走廊很长，灯是按区域亮的，你走过去才亮。
外面这一层没有走廊。
门一开就是一间房。很大，两面落地窗，桌子上摊着几样东西，一盏台灯，一只玻璃杯，杯壁上挂着水。窗外的城市在那，从高处看下去是很多条发光的线，最亮的一条是高架。
他站在窗边打电话。
背对着门，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解着，袖子卷到肘弯以上。他说话声音不大，我没有听清内容，只听见几个词——保证金，时间点，你不用跟我讲这些。
我站在电梯里，没有出来。
电梯的门识别到了有人，开始叫。嘟、嘟、嘟。一声比一声急。
他回过头。
看见我的那一眼，他没有惊讶，也没有不高兴。
他抬了一下下巴，意思是进来。
我进去了，电梯门在我身后合上。
那一层很安静，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鞋跟落地的声音，还有就是空调的风。
窗外是黑的，玻璃上有一点我自己：白衬衫，黑裙子，手把十四页纸抱在肚子前面，像抱着一个用来挡人的东西。我把纸放下了。
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才开始打量这个房间。
一面墙是书架，书不多，摆得像装饰；一张长桌，六把椅子，桌面是深色的实木，反着台灯的光，光在桌面上摊开一块，边缘很直；另外一侧贴墙摆着两张沙发，中间一只矮几，矮几上有一只烟灰缸，很干净，干净得像是从来没有被用过。窗台很宽，宽到人可以坐上去，一侧放着一只旧音箱，一侧什么都没有。
没有房间号，没有门牌，没有一张纸写着这是第几层。
“合同。”我说。
我走过去，把十四页放在桌上，翻到最后一页。
他没有马上过来。他先把电话讲完了。
“……明天早上九点，我不管你怎么协调，签到就是签到。”
他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放在桌上，手机屏幕朝下。
“十一点了。”他说。
“是。”
“司机送你回去。”
“我坐地铁。”
“这个点地铁末班快没了。”
“还有四十分钟。”我说。
他看了我一眼。
那一眼我后来想了很久。他看的不是我的脸，是我抱合同的那两只手。我的手指在抖，从七点二十开始就在抖，抖到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事了，是习惯。
“坐。”
我坐下了。
落地窗外面，高架上的车灯一串接一串，往同一个方向走。那盏台灯的光落在桌上，我在光里，他在光外面。
他拿起笔。
他的笔是很普通的一支黑笔，酒店里那种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了大概五秒，然后在指定位置签了名。
签名比我想的短。两个字，写的时候手腕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。
“这里，”我说，“还有骑缝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他翻回去，一页一页地翻，每一页的骑缝都签了一遍，十四页，一笔不少。
我看他签，看到第八页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屏住了呼吸。
“你在紧张。”他说。他没有抬头。
“没有。”
“你从进来到现在，脚跟没有落地过。”他说，“一直踮着。”
我把脚放平了。
“对不起。”
“为什么道歉。”
“我踮着，是不是很不得体。”
他终于抬头，笑了。那个笑很短。
“得体。”他说，“我用了二十九年，也没学会一秒钟不踮着。”
他签完最后一页，把笔放下。
“这份合同明天早上要交给谁？”
“对方公司。"
“谁去交。”
“我。”
“你几点到。”
“八点四十。”
“地铁。”
“是。”
他沉默了一下。
“签得不错。”他说，“你怎么不觉得这一条应该改？”
“改过。”我说，“第三稿，我跟法务提过，第九页的付款节点对我们不利。法务说对方的法务不会同意。”
“对方同意了？”
“同意了。”
“怎么同意的。”
“我把第七页的一张表改成了三年期的现金流。”我说，“他们看见三年，就不看九十天了。”
他说了一句“嗯”。
就一个字，但那个“嗯”跟他在会上说的“嗯”不是一个东西。他说完把笔帽盖上，帽盖的“嗒”在空房间里清清楚楚。
我低下头，去收合同。
我的膝盖撞在桌角上。
我没有叫出声，只是吸了一口气。那一口气吸进去的时候带着一点声音，很轻，在这个房间里，比我以为的大。
“疼吗。”他说。
“不疼。”
“说谎。”
他把椅子往回推了一下，蹲下来。
他是真的蹲下来了。
一个一百八十多公分的男人，弓着背，跪蹲在桌边，去看一个实习生膝盖上的伤。
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有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很短，我抓住了它——他蹲下去的时候，衬衫后面的布料绷紧了，透出肩胛骨。
他蹲下去的那一刻，解开的领口往下坠下去一点。
我看见了。就是这一眼，我看见了衬衫里面的一点皮肤，锁骨底下一块，往下是胸口的边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弧度——那是乳房的边，被衬衫遮着，隔着两层布，也看得出那个地方是软的。
我的目光只在那儿停了一瞬。我很快把眼睛移回膝盖上，可是我移得太快了，快得像自己抓住自己做了一件坏事。
那一瞬间我身体里的反应很清楚，也很不讲道理：脸烧起来，脖子后面出了一层汗，衬衫的领子贴着皮肤发热。还有一个地方，被我自己压下去了——向内收了一下，腿不自觉地并紧了一点点。仅仅是一点点。
我心里骂了一句自己。
“青了。”他说。
“过两天就好。”
“这里没有红花油。”
“不用。”
他抬起头。
我坐在椅子上，抱着十四页纸，他蹲在我面前，我的手在纸的上面，他的手在纸的下面。我们中间隔着十四页纸，那纸很薄，总共十四张，加起来不到一毫米。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才第一次意识到，他眼睛里有一种慢慢的东西，好像注意力从很远的地方，一层一层收回来，最后落在一个人身上。
我抓着合同的手指发白。
被他这样叫，我先是僵住，然后从耳朵根开始热，一直热到脖子。那三个字他念得很慢，慢到我能听出“苏”和“晚”之间有一个停顿，那个停顿是属于我的，不属于这份报表。
我低下头。低下头的动作又让另一件事发生了：衬衫的前襟在纸上蹭过去，胸前被压着的地方微微一紧，那一下贴着布，比桌子冷。
“苏晚。”他说。
那是他第一次叫我全名。
在公司里，他对我的称呼是“那个管培生”，在邮件里是“S. Su”，在会议上是“小苏，你把上季度数据念一下”。他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，像叫一个人那样。
“你今年多大。”
“二十四。”
“知道我有家吗。”
我的呼吸停了一下。
“知道。”
“知道我的名字吗。”
“顾承宇。”
“你知道在公司里，怎么叫我。”
“顾总。”
“对。”他说。
他站了起来。
他去倒水。
玻璃杯，饮水机在窗台那一头，他走过去，背影在落地窗上有一层倒影，两个同样的背影，一个真，一个假。
他把杯子递过来的时候，我接了。
杯子很凉。
“喝。”
我喝了一口。
水的味道有一点金属味，是那种很久没换滤芯的机器。
“这一层，”我说，“为什么……”
“为什么不在楼层表上。”
“是。”
“因为批不下来。”他说，“消防批不下来，一间房，一个出口，没有走廊，没有第二疏散通道。后来用会议室的用途报的。报下来以后，电梯里的按钮就不装了，只走一张卡。”
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出一张卡。
卡是白的，上面只有一串数字，没有名字。
“这张卡，公司里只有三个人有。”
“三个？”
“我，我的秘书，还有一个已经不在了的。”他说，“所以如果有人要上来，得先跟我说话。”
“刚才我是怎么上来的。”
“你没按二十吗。”
“我按了。”
“那它自己会停一下。”他说，“这是一种设置。有人按了二十，电梯在十八停三秒。那时候我在打电话，如果我不想让人上来，我就把卡刷一下，它会直接上去。”
“你没刷。”
“没有。”
他把卡放回口袋里。
“你刚才在门口站了很久。”
“我在问自己要不要进来。”
“结论呢。”
“进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我想了很久。这两个字的答案，其实从七点二十开始就写在那儿了。
“因为我抱了四个小时的合同。”我说。
他笑了一声。这一次比刚才长一点。
他把卡从口袋里重新拿出来。
这一次，他没有放回去。他用两根手指捏住，翻转过来，卡的背面贴着一层黑色磁条。
他走到电梯旁边，把卡在感应区贴了一下。
那块很小的地方亮了一下，红色。
“明天，你要是还有文件给我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要按二十。”
“我按什么。”
“你什么都不用按。”
“什么都不按？”
“你在电梯里站住。”他说，“等着它。”
“等着它自己上去？”
“是。”
说完，他把卡往我的方向递了一点。
我没有马上拿。
“这一张……”我说。
“这不是我的那一张。”他说，“这张是给外面的人用的，签字用的。放在秘书那儿。”
我接了。
卡比我想的轻。塑料的，边缘有一点毛。
我把卡翻过来，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那块黑色的磁条。
“所以我现在也可以……”
“你现在可以。”他说。
“为什么给我。”
他把手插回口袋里，走回窗边。
“因为你刚才在门口，站了三十一秒。”
“你数了？”
“我数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数东西很快。”
我的奶尖在衬衫里面缩了一下，我听见自己吸气的声音，比刚才膝盖撞到桌角那一次要清楚。
“这几天，”他说，“别穿这么薄的衬衫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我分神。”
他说得很平，像在纠正一个流程。
电梯门开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他已经背过身去了，站在窗边，是打电话的那种姿势。城市在玻璃外面亮着，他站在那儿，像一张被钉在墙上的照片。
门关了。
楼层盘上没有任何一个键是亮的，电梯在往下走。
我看着那个金属片，从二十到十八。
然后我抬起手。
我的手指停在那块封死的金属片上。
那一块确实是凉的。
第二天早上九点十分，会议室的玻璃墙外头有人在走。
我坐在长桌靠门的第三个位置，笔记本打开，屏幕上是最新的周报。合同在对方手里，签章齐全，收件的时间是八点四十一分。
他十点才进来。
西装，领带，头发是湿的，是刚洗过的。他进门的时候没有看任何一个人。
“上个礼拜的数据，谁来讲。”
“我。”我说。
“起来讲。”
我站起来。
他坐到长桌的另一头，那一段到这个位置有五米左右，中间隔着一整张桌子。他把材料翻开，一边翻一边说：“讲。”
我讲到第三组数字的时候，他打断我。
“这个口径不对。”
“这是财务口径。”
“我要的是业务口径。”他头也不抬，“苏晚，重算。”
他叫我名字的时候，语气和念一份报表没有区别。
我重新讲了一遍。
会议室的灯是白的，照在每个人脸上都一样。我的手指在桌子下面，抓着裙子的侧缝。
我抓得很紧。
紧到指甲断了都没注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