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三年十一月，霜降过了第六天。

我们邮电局后院有一间分拣室，长六米，宽四米，四壁立着三十六个木头格口。一格一个公社，一格两个，最上面那两格是“县内”和“退回”。格口的口沿被手磨得发亮，亮的那一圈比别处低下去半指，摸上去像石头在河里泡了几十年。

我在这三十六个格口前面站了十一年。在这个食堂里吃了两年零四个月。

早上七点到，中午十一点四十走，下午两点回来，晚上六点下班。绿皮邮包从汽车站用三轮拉过来，一包四十斤，最多的一次一上午来了七包。拆包，倒信，用食指和拇指一张一张拈起来看地名，拈到手底下发滑了，就甩到对应的格口里去。甩的时候要准，不准就落到地上，落到地上就得弯腰捡，弯腰一次耽误两秒钟，一个上午捡二十次就是四十秒。

我们分拣室的人都有这个毛病：一天到晚在算。算一秒，算两秒，算一个上午捡多少次。算得多了，人就快了。快了以后，吃饭也要快。

只有一碗东西，我吃得慢。

从我们后院出来，往北走，过一条巷子，出邮电局的大门，往东。走过第一百货，走过国营浴池的门口（蒸汽从门缝里冒出来，冒到人行道上就没了），走过工商银行，走到十字街口。

全程七分钟。我数过。快的时候六分半，慢的时候八分钟——下雪天路上有冰，走一步滑半步，是八分钟。

十字街口的把角上，就是国营县食堂。

两层楼，二楼常年不开，窗子上糊着报纸。一楼四张方桌，靠窗两张，中间两张，桌上铺着塑料布，塑料布上有一层擦不掉的油光。墙上挂一块木匾，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，字的漆裂了，像干了的河床。木匾底下一块价目牌，白底黑字：

羊肉泡馍 一元二角
加肉 三角
加汤 免费

价目牌的下沿卷了边。卷边那地方原来是有人用指头抠的，抠的人多了，纸就起来了。

我十一点四十七分进去。售票口在左手，铁栏杆，栏杆中间有一个圆洞，洞底下的水泥台面被磨得发亮，亮得像涂了一层油。

“一个馍。”

“两毛。”吴桂兰在里头说。

我把两毛钱塞进去。她从洞里头递出来一张票根，票根是粉红色的，边缘有锯齿。我接过票根，走到靠窗那张桌子。

不是走到桌边坐下就吃。这儿没有那种事。

先拿馍。

面案子在门口，一块榆木的案板，厚四指，被揉面揉得中间凹下去一个坑。馍在案板一头堆着，白吉馍，死面的，烙得一面焦一面白，硬。硬的才掰得动，软的一掰就烂成糊，那是给不会吃的人吃的。

我拿一个，放在手心里掂一下。这个动作是习惯，不是挑。馍的分量差不多，都在二两半上下，掂不掂都一样。但全食堂的人拿馍都要掂一下，不掂手上不舒服，像少了一道手续。

然后坐到案子外头的长条凳上掰。

长条凳是两条，一条坐四五个人。中午的时候这儿总是满的，谁来了都得先看看有没有空位，没有空位就站在旁边等，等的时候把馍拿在手里，先不掰，因为站着掰掰不匀。这是规矩，没有人说过，可是所有人都守着。

掰馍用拇指和食指。

不是撕。撕是用两只手往两边扯，扯下来的碴子有的大有的小，边上还带丝。掰是掐：左手把馍捏住，右手拇指的指甲抵进去，食指在下面兜着，两手一错，掐下来一小块。掐下来的那一块，要比黄豆大一点，比黄豆大不了多少。

黄豆多大？

我们这儿的人不用尺子说事。黄豆就是黄豆。你抓一把黄豆放在手心里看，那一把里最小的那颗，就是标准。

掐下来以后要过一遍眼。

过眼的意思是：把掐下来的那一粒在指头尖上翻一下，看看它是不是带丝、是不是带一层死面。带丝的不要——丝是撕的，撕的粒泡不透。死面的不要——死面不吸汤。一颗一颗过，过了才丢进碗里。

一整个馍掰完，要二十分钟。

我开始掰的时候，旁边已经坐了两个人。一个是邮局的司机班的老陈，一个是织毯厂的女工。他们掰得快，七八分钟一个，掰下来的粒有的像蚕豆，有的像花生。他们一边掰一边说话，说厂里，说谁家的儿子当兵了，说今年的煤比去年贵两块钱。

我不说话。我一个一个掐。

掐到一半的时候，手指上开始有面。死面馍外面有一层干面，掰的时候干面往手上扑，扑在指纹里，白的。掰完一个馍，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是白的，像戴了两只白手套的前半截。

这层白不容易洗。用水冲一下，表面没了，指纹的沟里还有。要搓，要来回搓，搓到手指发涩才干净。

我每天中午掰完馍，吃完饭，回分拣室，坐在格口前面，两只手都能闻见面。

十一点五十八分，我端着碗到窗口。

窗口是一个方的口子，开在墙上，一米二高，宽六十公分。窗口里是后厨，后厨有一口大锅，锅是生铁的，口子有八十公分宽，架在耐火砖砌的锅台上。锅台的火门朝外，红色的火从缝里透出来，把锅台下半截烤得比别处黑。

掌勺的在锅前面站着。

高德厚。四十一岁。食堂的人都叫他老高。他不高，一米七出头，肩膀宽，脖子上有一道旧伤，是年轻时候被油崩的。他左手腕上也有一块，铜钱大，皮是亮的，像一层薄塑料贴在上面。

他穿一件白的确良的褂子，外面一条蓝布围裙，围裙带子在背后打了一个结，结打得很紧，勒出腰上的一圈肉。头上戴一顶白帽子，帽子边上有一圈汗渍。

他舀汤是这样舀的：

右手拿一把长柄的铁勺，勺口大，柄长四十公分。左手端碗——不，左手不端碗。碗放在窗口的水泥台上。左手拿一双筷子，在碗里的馍上按一下，把馍摁到碗底，摁实。然后右手舀汤，勺从锅心舀起来，抬到碗上方，手腕一压，汤就下去了。

压腕这个动作是关键。汤下去的时候是浇在馍上的，从中间浇，浇得匀，馍才泡得透；如果浇在碗边上，汤顺着碗壁流下去，底下的馍就是干的。

他压腕压得稳，汤下去是一条线，从一个点浇开，浇成一个圆。

浇完了，他把勺靠在锅沿上，勺柄磕一下锅沿，叮一声。然后他把碗往窗口推。

推的时候碗底在水泥台上磨，磨出一声闷响。

就是这一声。

我后来想，我这个人大概是从这一声开始的。不是因为他的脸，也不是因为他的话。是因为那一声。碗底在水泥台上磨过去的那一下，闷的，往下沉的，像一块石头在井壁上蹭。

那天他推碗过来，我伸手去接。

他没有松手。

我抬头。

他在窗口里，低着头看我的碗。

“掰得细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“细，就是还能再细点。”

他说完就松手了。我端着碗走。

我坐在靠窗那张桌子上，先喝了一口汤。汤是滚的，油花浮在上面，一朵一朵，中间有粉丝、有蒜苗、有几片羊肉。我没有要香菜。

汤好。

我把馍吃了。馍泡透了，一勺下去，勺里是馍，也是汤，馍里有汤，汤里有馍，放进嘴里不用嚼，一抿就化。

吃到碗底，我看见碗底沉着一片肉。

我加的是清汤，没有加肉。加肉三角，我一天两毛的馍、一元二角的汤，一个月下来是三十几块，我一个月工资一百六十八块，一家三口，我不可能天天加肉。

那一片肉在碗底，被馍和汤按住，露出来一个边。

我没有把它翻上来。我把它吃了，最后一口。吃完我把碗端回窗口。

“碗。”我说。

他把碗接过去，看一眼，扔进旁边的水桶里。水桶里有半桶水，碗进去，水浑一圈。

“下回掰细点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我这还不细？”

“细。”他说，“就是还能再细点。”

我那天走出食堂，走到十字街上，风从北边过来，带着沙，打在脸上有点疼。

我站着没动，站了一会儿。

食堂中午最忙的是十二点到十二点四十。

那四十分钟，窗口前面老是有人。碗一个一个放上台子，他一个一个舀。他不说话，几号碗要加肉他记得，谁不要蒜苗他记得，谁要多汤他记得。他记这些东西不靠脑子，靠手——手到碗边就知道该舀多少。

马师傅在面案子上，一天到晚揉面。五十八岁，手上全是老茧，茧厚到指甲掐不进去。他揉面的时候不说话，嘴是闭着的，眼睛看着案板。有人说他一辈子只对面说过话。

小姜在灶口烧火，十九岁，从乡下来的，脸黑，眼睛亮。他一天要说一百句话，说什么都行，说球赛、说香港、说谁家买了彩电。

吴桂兰在售票口，四十七岁，脸圆，头发在脑后盘一个髻，用两根黑卡子别住。这个食堂里只有她能跟侯主任说上话，也只有她敢说。她撕票根撕得很认真，一张一张撕，撕下来的边扔进一个铁盒子里。

我坐在靠窗的桌子上吃。

我坐的位置固定，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变过。那个位置背对窗口，正对玻璃，玻璃外面是十字街。冬天的玻璃上有一层水汽，看不见外头，只能看见水汽里自己的一个模糊的形。

我吃饭的时候是不抬头的。

不是我害羞，是我们这个县城里有一个默认的东西：一个人吃饭的时候，别人不看他，他也不看别人。谁要是吃饭的时候东张西望，那是外地人，或者是心里有事的。

所以我从来不抬头。

但我知道窗口里有一个人。

知道的方法很笨：听。

锅里的汤滚的时候有一个声音，咕嘟，咕嘟，中间隔半秒。他舀汤的时候，勺子进汤，汤的声音变一下，变闷，像有人把一块布按进水里。他压腕的时候没有声音。他把勺靠回锅沿的时候叮一声。

这一串声音是有节奏的。我听了三个月，闭着眼睛都知道他在做什么。

有一天我破了自己定下的规矩，抬了一次头。

那天是十二月几号，我记不清了。我正低头吃，忽然觉得后脖子上一阵热——是从窗口那边过来的热气，热气顺着墙流过来，流到我坐的这个角上。

我抬头。

他在窗口里，正背过身去。他背过去之前，眼睛是朝我这边看的。

不是看我的脸。

是看我的碗。

准确地说，是看我的碗里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才转过去。转过去的时候，用手背把额头上的汗抹了一下，抹到胳膊上。

我把头低回去，吃完了剩下的半碗。

那半碗我吃得比平常慢。我数着勺，一勺，两勺，三勺，数到第八勺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不知道刚才吃的是什么味道。

我男人是一九八九年冬天没的。

腊月十一，跑车，从地区拉一车棉花回来，走到鹰嘴沟那个弯，翻下去了。车翻的时候他在驾驶室里，方向盘压在胸口上。人抬上来的时候还有气，抬到卫生院，没到半个小时，气就没了。

那天冷。我记得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分拣室里摔信，手里的信掉了一地。我蹲下去捡，捡了两张，捡不动了，就那么蹲着。

他叫刘建军，比我大四岁。我们是白家坪的，一个村里长大。他十九岁去当兵，二十三岁回来，回来那年我十七。他穿着军装站在我家的土墙外面，手插在裤兜里，说了一句：“素琴，你长高了。”

我十九岁跟他结的婚。二十岁生的石头。

石头现在十三，初中一年级。个子长得快，裤子老是短一截，鞋底老是薄。

家里三口人：我，石头，我婆婆。婆婆六十八，眼睛不好，白内障刚开始，看东西像隔着一层塑料布。嘴不软，说话直，但是从来不逼我。她说过一句：“建军没了，你才二十九。”

我说：“妈，我不走。”

她说：“我没让你走。我是说，你才二十九。”

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再没有提过。

我这一年三十四。

十二月中旬，食堂里开始有人说话说得小声。

我是从票根上看出来的。吴桂兰撕票根的时候，一天下来，铁盒子里的粉红纸少了一截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来吃泡馍的人是一年里最多的：天冷了，都愿意吃碗热的。

那几天我看见马师傅揉面揉得狠。他揉面一直是狠的，但那几天狠得不一样，他把面团摔在案板上，摔得案板响，响完了他也不抬头。

小姜的话也少了。他坐在灶口的小板凳上，用火钩子拨灶膛里的灰，拨得一大堆灰都翻起来。

我还是每天中午来，还是七分钟，还是掰二十分钟的馍。

十二月十九那天，我端碗的时候，他在窗口里开口了。

“你今天掰了多久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他从来不问我这种话。

“二十来分钟。”我说。

“二十二。”他说，“我数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数这个干什么。”

“看你会不会掰得粗。”他说，“人心里有事的时候，手上就快了。”

我把碗端过来。

那天的肉，碗底有两片。

那天晚上我值夜班。

分拣室的夜班是两个人，一个人守前半夜，一个人守后半夜。那天跟我一班的李姐，她儿子发烧，我让她回去了，我一个人守。

夜班没什么事。晚上七点半有一班车到，卸一包信，分完了就完了。九点以后整个后院就安静了，只剩炉子里的煤在响。

炉子是铁炉子，圆肚子，炉盖上有一个提手。我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把木椅子上，把脚缩上来，脚后跟贴在炉子腿上。炉子腿是热的，但不烫。

那天我没有分信。信早就分完了，格口里的信被我用一块布盖着。

我坐着。

我在想窗口。

不是想他的脸。他的脸我记不太清，只记得眉毛很直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我是在想他的手。

他舀汤的那只手。右手。从锅心舀起来，抬到碗上方，手腕一压。

他手背上有一块烫疤，铜钱大，在左手腕上。右手有什么？右手虎口那里有一层黄，是常年握勺握出来的。勺柄是铁的，握着会磨，磨十年，虎口的皮就黄了，硬了。

我想那层黄。

想他压腕的时候，小臂上的筋是怎么出来的。想他把勺靠回锅沿的时候，那个叮。

我坐着想，想到膝盖有点发烫。

我把手伸进棉裤的腰里。

不是一下子就进去。我先把手放在肚子上，隔着秋衣，秋衣是旧的，起了球，摸上去毛的。放了一会儿，手心里开始出汗，汗把手和布粘在一起，动一下就有一点黏。

然后我往下。

我三十四岁了。这件事我做过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我从前跟我男人做过，后来一个人也做过，做得不多，一年几次，都是在这个屋里，都是在这个时间。做完以后把炉子的盖盖上，屋子里就黑了。

那天不太一样。

那天我做到一半，脑子里出来一个东西：他推碗的那一声。

碗底在水泥台上磨过去的闷响。

我脑子里出来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又动起来。我动得很快，快得不像我自己。我的后背往椅子背上贴，椅子是木头的，靠背上有一条棱，棱硌在两块骨头中间，硌得疼。

我疼，但是没有停。

我的膝盖往里合，合得很紧，两只脚在炉子腿上蹭，蹭掉了一层灰。我咬了牙，牙咬着，腮帮子上的筋硬起来，发酸。

然后到了。

到的时候我的腰往前弓，弓得像有人在后面按我，头低下去，下巴抵在胸口，一口气堵在嗓子里出不来，出来的时候是一声“唔”，很短，从鼻子里出来的。

完了以后我坐在那儿，手还在裤腰里，手心是湿的，热的，很快就凉了。

我坐了一会儿，把炉子的盖盖上。

炉盖盖上以后，屋里就黑了，只有炉子缝里一点红。红光照在我的鞋上，鞋是黑布面的棉鞋，鞋帮子上有一层灰。

我把手抽出来，在自己棉裤的膝盖上擦了擦，然后穿好衣服。

回家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。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路灯隔着五十米一盏，灯下的雪化了，结成冰。我走得很稳。

我进门的时候婆婆还没睡，她屋里的灯亮着。她问了一句：“回来了？”

我说：“回来了。”

她说：“锅里有面。”

我说：“吃过了。”

我进屋，石头已经睡了，脸朝里。我把他的被子往上拉了一下，被角拉到下巴。

我坐在炕沿上，脱鞋，手上有面。

第二天是二十号。

我中午还是七分钟到十字街。天阴着，风从西边来，比北风更冷，钻袖子。

食堂里人不多。长条凳上坐着两个，我坐了第三个位置。我拿馍，掂一下，坐下，开始掐。

那天我掐得比平常还细。

我说不清为什么。他昨天说了“二十二”。他数过我掰馍的时间。他数的时候，我在掰，他在窗口里数——这说明他数了很多天，才能知道“二十二”是长的还是短的。

我把馍掐成一颗一颗，过眼，丢进碗。掐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拇指的指甲缝里塞了一点面，我用小指把它抠出来，抠出来的那一小块掉在碗外面，我捡起来，丢进碗里。

我不浪费。

那天的汤，端上来的时候，馍在汤面上浮着，浮了一层。

他浇得比平常慢一点。浇完了，勺靠回锅沿，叮。

我把碗端走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。声音很小，小到我要是不站住就听不见。

“你的手。”

我站住了。

“手怎么了？”

“掰馍的手。”他说，“你手上那层白，别洗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。”

“洗了，馍就不认你了。”

我把碗端到桌子上，坐下。

那碗汤我吃得非常慢。吃到一半，我忽然明白了他那句话。

他不是在说馍。

那一年冬天来得早，走得晚。

十二月二十九，下了一场雪。雪落在十字街的水泥地上，先化成水，再结成冰。第二天早上路上全是亮面，走上去脚底下一滑。那天我从后院走到十字街，走了八分钟。

我进食堂的时候，长条凳上已经坐满了。我站在案子边上等着，手里捏着馍，不掰。

等到有人起来，我坐下。

那天旁边坐的是织毯厂的那个女工，她一边掰一边跟我说话。她说：“素琴，你们邮局听说要分房子了？”

我说：“没听说。”

她说：“我表姐在你们局里，她说有六套。”

我说：“六套轮不到我。”

她说：“你男人不在了，不是应该照顾？”

她说完就知道说错了。她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她说：“我这嘴。”

我说：“没事。”

我继续掰。我掰得很稳，一颗一颗。

我旁边的这个女工，她掰得粗。她的馍粒有大有小，还有几个是整个角没掰开。她掰完端过去，掌勺的什么也没说。他舀汤，浇，推碗。

我心里想：他不说她。

他只说我。

那天我吃完没有马上走。

我把碗端回去，放在窗口的台子上。窗口里，他在收拾，把勺子挂到钩上，把抹布搭在锅沿上。

“高师傅。”我说。

他抬头。

“你叫高德厚？”

“牌子上写着。”

我顺着他的眼睛看过去——后厨门边的墙上有一块小木牌，写着“班长 高德厚”，下面是“面案 马长命”。

“你为什么叫我别洗手。”

他把抹布拧了一下，拧出来的水落在锅里，滋一声。

“手上没面，馍就滑。”他说，“滑的东西掰不匀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洗了两年了。”

他说：“那这两年，你掰得都比别人细。”

他在说这个的时候，眼睛是看着我的手的。我的手放在水泥台上，十指的指腹上有一层淡淡的黄。

我把手收回来。

“我明天还来。”我说。

他说：“你来。”

我转身走。

走到门口，我听见后厨里小姜说了一句什么，接着是他压低的声音：“嘴闭上。”

那句话是笑着说的。我听出来了。

一九九三年还剩三天的时候，十字街口的墙上贴了一张红纸。

红纸是新的，红得很鲜，在冬天的灰墙上一块红，很远就看得见。红纸上有黑字，字是用排笔写的，一笔一画很正。红纸右下角盖一个红章，章是圆的，压得不太正，往左歪了一点。

我从食堂出来，手里端着我的空碗（碗要自己端回去），站在墙前看。

上面写：关于县饮食服务公司国营县食堂转换经营机制的通知。

下面的字我不太认得全，认得全的意思是，每个字都认得，连起来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“转换经营机制”“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”“优化劳动组合”“妥善安置富余人员”。

有一个人也在看，是织毯厂那个女工。她看完，转过头问我：“素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她说：“是不是要关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端着空碗站在那儿，风把红纸的一角吹起来，翻过去，翻回来。纸的背面是白的，白的那一面也印着字，从背面能看见一笔一笔的反字。

我把碗送回窗口。

他不在。

后厨里只有小姜，蹲在灶口拨灰。

“高师傅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主任叫去了。”

我把碗放在台子上，走了。

侯主任开会是在屠宰场的旧会议室。

食堂没有能坐下全体职工的地方，一楼四张桌子，坐满了二十个人得摞着。所以这个会开在屠宰场。屠宰场跟我们食堂是一个公司的，都在饮食服务公司底下，屠宰场有一间会议室，长桌，二十把椅子，墙上有一张“先进班组”的奖状，奖状上落了一层灰。

那天是十二月三十号，下午两点半。食堂二十三个人，来了二十一个。马师傅来了，小姜来了，吴桂兰来了，老高来了。他没穿围裙，穿了一件藏蓝的中山装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，脖子上那道旧伤露出一点。

我坐在哪儿？

我不坐在那儿。我是邮电局的。这个会跟我没有关系。

我是站在屠宰场院子外头听的。

不是我要听。那天下午我送一包退信，退信要送到公司办公室盖章，公司办公室在屠宰场二楼。我到了以后，办公室的人不在，说在楼下开会。我就在院子里等。

院子是水泥的，中间一个下水道篦子，篦子上有血水干了的黑痕。院墙根底下堆着几个铁钩子。

会议室的门没有关严。

侯主任的声音从门缝里出来，一句一句，很清楚。他不吼，他说的每一句都说得完整，像念一段文章。

他说：同志们，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传达公司的一个决定。国营县食堂自一九五八年开办，三十五年，为县城的职工群众服务了三十五年。这三十五年，党和人民记得。

他说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街上有一百多家饭馆，个体户，私营的，能吃苦，能变通。我们的食堂一个月亏三千二。三千二，什么概念？我们全店二十三个人，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光把自己的工资赔进去了，还要往里填三百。

他说：所以公司决定，从腊月二十三以后，食堂停止营业，场地对外承包，承包金用来安置职工。

他说了“停止营业”这四个字。

院子里很静。我听见屋里有人动了一下椅子。

侯主任又说：三个办法。第一，买断。一年工龄算三百块，最多算十五年。第二，分流。分流到公司下属的其他单位，屠宰场、浴池、酱菜厂，都需要人。第三，待岗。待岗期间发百分之六十的基本工资，一年。

他说完了。屋里还是没有声音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问：“侯主任，那这食堂以后还在不在？”

侯主任说：“在。承包出去，还是开饭馆。”

那个人说：“那就不是食堂了。”

侯主任说：“名字可以保留。”

我站在院子里，手里的退信包是牛皮纸的，包上有绳子，绳子勒着我的手。我低头看那个包，包上写着一个名字，“马长命”，是马师傅的名字。这封挂号退信本来是送到食堂的，寄件人地址写不通，退回来，我按规矩要送到本人手里。

我站着。风从院子那头过来，从下水道篦子上刮过，篦子响了一下。

屋里忽然有一个声音。

“我盘。”

是三个字。

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是硬。那个硬不是嗓门大，是这几个字里面没有空，一个字一个钉。

“老高？”侯主任说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盘。”他说，“承包金多少。”

侯主任说：“这个——这个要走程序。老高，你先坐下，我们讲的是政策。”

“承包金多少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屋里静了。我听见马师傅的声音：“老高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盘。侯主任，你回头告诉我个数。”

然后他就不说话了。

后来那个会又开了半个小时，说什么我不记得了。我记得的是门缝里透出来的一截地，地上的灰，还有一只脚在动——那个人的鞋底在地上来回蹭，蹭了三下，停了。

我把退信送到他手里，是三天以后。

一月二号，早上九点。我把那个牛皮纸包夹在腋下，走到十字街。食堂还开着，早上不卖泡馍，卖糊辣汤和油条，本地人不怎么吃这个，所以早上的食堂是空的。

他一个人在后厨。

后厨里那股味我闻惯了：羊骨头熬了一夜的汤，葱，蒜，还有耐火砖被烤过的味道。那天多了一股，是烟。

他坐在灶口的小板凳上，抽一根烟。烟是兰州，一毛八一盒的那种，烟盒在他手里被捏扁了。

我把退信递过去。“马长命的，退信，签字。”

他站起来，把烟叼在嘴里，接过包，看一眼，从围裙兜里摸出一支笔。笔是蓝圆珠笔，头咬过，笔杆上有牙印。

签完了，他把包递回来。

“柳素琴。”他说。

我抬头。

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

“坐。”他指了一下灶口旁边那把小板凳。

我坐了。

他坐回他自己那把，我们两个人并排坐着，中间隔着一个灶口的火门。火门里头是红的，红的火在往里吸，吸得一上一下。

“你是邮局的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一个月多少。”

“一百六十八。”

“干了十一年，一百六十八。”

我说：“合同工。”

他把烟按在灶台上。灶台上有一个烟灰点，他按在那儿，用手搓了一下。

“我盘。”他说。

“我听见了。”

他转过来看我。

“你听见了？”

“我在院子里。”我说，“送信。”

他看了我一会儿。他的眼睛在这时候动了一下，很快，像一扇窗开了一下又关上。

“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盘。”他说。

我不说话。

“我一九八〇年顶我爸的班。”他说，“我爸在这个灶上站了二十六年。他站到六十三岁，站到最后一天，是我扶着他从灶口边上起来的。那天锅里的汤还没灌完，他站着舀，舀一勺，扶一下灶台。”

“他回家第三天就走了。”

“他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德厚，锅不能凉。”

他把手放在灶台上。灶台是热的，他的手掌贴在耐火砖上。

“我这辈子只会一件事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件事是在这一个灶上学会的。”

我说：“所以你要盘。”

“我盘不下来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。承包金我出不起，我一年工资一千九，我老婆在供销社卖布，一个月一百四，我们有个闺女在地区上中专。”

他伸手把围裙的兜翻了一下，翻出一把钥匙。钥匙是铁的，磨得发亮。

“我出不起。”他说，“可是这些钥匙，我拿在手里十九年了。”

他把钥匙放回去。

“你今天是来送信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跟你说了这些，是不对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可以不听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，笑得很短，嘴角动了一下，眼睛没有动。

“你听不听由你。”他说，“说不说由我。”

那天中午我来了。

我来得比平常晚，十一点五十五。

我拿馍，坐下，开始掰。

我一步一步地掰，手指在馍上掐，掐下来的粒丢进碗里。我掰的时候在想“停止营业”。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，转得我的手也转了。

我掰到有一半的时候，低头一看，碗里的粒不对。

有的像蚕豆。

有两个是整个角没掰开，连着一块硬边。

我停了手，看着碗。

十一年了。我从来没有掰出过这样的粒。

我把手放在膝盖上。

我坐着，坐了一会儿，然后我抬起头，看向窗口。

窗口里他正站在锅前面，低着头，手里捏着勺。他没有舀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我。

他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勺放下，走到窗口这边，弯下腰，隔着一米多的距离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你今天掰得粗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今天有事。”

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你知道什么。”

他说：“你碗里的馍知道。”

他把手伸出来，食指指了一下窗口旁边那道门。

后厨的门在后厨的右手边，门是木头的，一扇，开进一条窄过道。过道外面是食堂的后墙，后墙上有一个铁皮门，通到煤场。门和墙之间有一个夹角，夹角里堆着煤。

“过来。”他说。

我把碗放在桌子上，站起来，走过去。

我没有想我为什么要过去。

我推开门，门轴响了一下，然后我进去了，门在我身后关上。过道里黑，只有铁皮门缝下面一线亮。

他站在煤堆边上。

煤堆靠墙，堆得比我高，煤块是黑的，块上有一点光。煤靠墙那边散了一些，散在地上，脚踩上去会碎。

他抓住我的手腕。

他的手很热。他的手刚从灶台边上离开——他抓我的时候，那只手的虎口贴在我的手腕内侧，烫得我一抽。

“你手这么烫。”我说。

“我在锅边上站着。”

他把我往里带了一步。

里那一步是往煤堆和墙中间的夹角里去。煤堆的斜面顶住我的后背，我往后一靠，煤块硌在肩胛骨下面，硌得疼。

他低下身来亲我。

亲得很急。嘴唇撞在一起，撞得我的嘴唇往后翻。他嘴里有烟味，还有羊肉汤的味道。他的胡茬是新长出来的，硬的，刮在我的下巴上、嘴角上，刮得发刺。

我把手抬起来，按住他的肩。他的肩上是中山装，料子粗，硬。

他的一只手从我棉袄的下面伸进去了。

棉袄是蓝的，罩褂的，三颗扣子，解了两颗，剩下最下面的一颗还系着，衣襟拉不开，他的手从衣襟的缝里进去，进到秋衣里，再进到里头的布。

我上身一共穿四层：棉袄，罩褂，秋衣，里头的布。

他的手从第四层底下摸上来，摸到我腰上。腰上的皮被热水的手一贴，我整个人抖了一下，像被风吹了一下。

“凉不凉。”他问。

“你的手热。”

“我的手上是灶上的火。”

他的手往上摸。

摸到乳房下面，他的手掌托着，托了一下，然后往上，把乳房整个攥住。

我的乳房被他攥的时候，隔着布也攥得住，布是棉的，被推上去，堆在乳房上面，乳房就露出来了。乳房上的皮一下子碰到冷空气，乳晕先缩，缩得发皱，乳头是硬的，被他手心里的一层茧刮了一下，刮得我腰一弓。

“别动。”他说。

“外头——”

外头就是食堂。食堂里坐着十来个人，在掰馍，在吃。中间隔着一道门，一道墙，一个过道，一个夹角的煤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他把嘴低下来，含住一边。

我的背往煤堆上撞了一下。

他含得不重，是吸，一下一下。他吸的时候嘴唇拉紧，拉紧的嘴唇从乳晕上滑过去，滑到乳头上，停在那儿，用舌尖顶。顶得我的膝盖里发软，膝盖往里合，合的时候腿上蹭到煤渣。

他在吸的时候，我听见外面。

外面有人在掰馍，指甲掐馍的声音，一下一下。有人说话，说今年的煤。马师傅在案子上揉面，“咚，咚”。

就是在这个声音上面，他把我下面摸到了。

我穿的是棉裤，棉裤里头是秋裤，秋裤里头是一条自己缝的裤衩，旧棉布。他的手从棉裤的腰里下去，从秋裤的腰里下去，从裤衩的边上过去。

他的手指到了那个地方。

我下面已经湿了。

不是因为他刚才摸乳房才湿。是在他抓住我手腕把我带进来的那一下，我湿了。

“你——”他说了一个字，没有说下去。

他的手指在阴唇上抹了一下，从前面往后，抹到穴口，停在那里，按了一下。按下去的时候那块肉是软的，一按就陷，陷进去以后，他的指头就被吸住了。

我的腰往下沉。

他又按了一下，往里。

我把头往后仰，后脑勺撞到煤堆上，撞下一层煤灰，落到我的头发里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有人说话。

“老高？”

是吴桂兰。

“汤没了。”

他的手停住了。

停得很干脆。他的手指还在里面，但是不动了。他的另一只手还捏着我的乳房，也不动了。他的嘴从我的乳房上离开。

我们两个人都不动。

“老高！”吴桂兰又说，“汤没了，你听不见？”

“来了。”他说。

他的声音是平的。平得跟他站在窗口里说话一模一样。

“马上。”

外面：“有两个人等着呢。”

“来了。”

院子里没有声音了，她的鞋底在水泥地上走过去，走过去我听见售票口那个铁栏杆响了一声。

他的手从下面退出来。

退出来的时候，我底下那一下有空，空得我往前倾。他把我扶住。

“晚上。”他说。

“晚上我值夜班。”我说。

“明天中午。”

我说：“明天中午人多。”

“明天中午两点以后。”

“两点以后不卖。”

“我不卖。”他说。

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，擦完推门出去。

铁皮门弹回来，弹在我面前，“咣”。过道里就剩我一个人，靠着煤堆。

我站了一会儿。

我低头，看见我的手在发抖。抖得不厉害，是那种像被风一直吹的那种抖。

我把棉袄的扣子一颗一颗系上。系到最下面那颗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把扣子系错了一个眼，解开重系。

我从后门出去，走到煤场，从煤场绕回街上。

街上有风。我站在街上，让风吹了一下，头发里的煤灰被风吹掉了一些。

我回食堂拿了我的碗。

碗里还有我掰了一半的馍，粗的，有大有小。

我把碗端到窗口。

他已经在窗口里了。他正在给一个人舀汤，舀完了，接过下一个。看见我，他把手上那个碗推完，伸手接我的。

他接过去，把碗里的馍倒进一个铁盘里，然后从案子上又拿了一个馍，放进碗。

“回去重新掰。”他说。

“我吃这个。”

“这个不成。”他说，“重新掰。”

“我吃这个。”

他看了我一下。他没有再说话，把碗放下，舀汤，浇。浇完了，他把碗推过来。

我从碗底看见，肉加了三片。

我坐在靠窗那张桌子上，把我自己掰粗的馍吃了。

粗的馍泡不透，碴子硬。我嚼的时候，牙在硬的地方停一下，要用力的。

我吃得很慢。

第二天他做了一个动作。

一点五十分，我端着碗到窗口。那天的汤是最后一锅，锅里的汤已经不多了，汤面上浮着一层黄。

他把碗放在台子上，摁馍，舀汤。舀完，手腕压下去，浇。

浇完，他没有把勺靠回锅沿。他的手在锅心里又走了一下。

勺从锅里出来的时候，勺里有一勺汤。

他把那一勺浇进我的碗里。

然后他把勺靠回锅沿，叮。

我抬头看他。

他不看我。他看旁边，看水桶。

我说：“加汤免费。”

他说：“加汤免费。”

我说：“那——那不用你说。”

他说：“不用我说。”

我端着碗走了。

那一天我喝汤喝到最后，碗里还有很多汤。我把碗端起来，把汤喝完了。喝到最后一口，我把碗歪过来，让最后一点汤流到碗边上，用嘴接。

从那天起，我每天碗里的汤都多一勺。

不是每天都这样。有人看着的时候不多。吴桂兰在售票口那边看不见窗口，但是小姜在灶口能看见，马师傅在案子上能看见。

他们看不见的那些天，我的汤多一勺。

他们能看见的那些天，我的汤不多也不少，正好一碗。

我数过。一勺汤大约是四十克。四十克汤，一天四十克，一个月一千二百克，两斤四两。两斤四两汤，三角钱。

我为了这两斤四两汤，每天中午早点来，坐在靠窗的桌子上，把脸低下去，喝到最后一滴。

一月五号，我掰到一半的时候，吴桂兰从售票口里出来。

她端着搪瓷缸子，走到我旁边，站住。她从我身后看了一眼我的碗。

“素琴。”

“吴姐。”

“你这馍掰得真细。”

“习惯了。”

她说：“这个县城里，掰馍掰成你这样的，我见过一个。”

我说：“谁？”

“马师傅。”她说，“他给自己掰的时候。他自己吃，掰得那个细。”

她说完就走了。她走到窗口，把搪瓷缸子放到台子上：“半碗汤。”

他给她舀了半碗。

她端着汤回来，又经过我这儿。她站住了，跟我说了一句。

“素琴，这个食堂要散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以后去别家吃。”她说，“别家也行。东关那家也可以。”

我说：“东关那家馍是机器压的。”

吴桂兰看着我。

她的脸圆，眼睛不大，但是那一下她的眼睛里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不是恶意，是别的。是那种看着一个人往河里走，知道自己喊不住的东西。

“机器压的馍。”她说，“掰不动。”

我说：“对。掰不动。”

她说：“那你以后怎么办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她笑了一下，笑的时候嘴角往下。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在这儿卖票十四年，一天两块钱的票，一天卖六十张，一万多张票，我撕了十四年的票根。”

她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半口汤，走了。

那天下午我在分拣室坐着。

我的手上有面。我看着我的手，忽然想起他说的话：洗了，馍就不认你了。

我去水管上洗了手。

我洗的时候搓得很用力，把指纹里的面搓出来。搓出来的水是白的，白水流进下水道。

我把手擦干，回来看，手指上还有一层淡淡的黄。

一月八号，侯主任又来了一次，带了一个账本。

那天我在食堂里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碗里的汤还是热的。侯主任进了后厨，后厨的门关上了。门里头的声音我听不见，只听见有一次是马师傅的嗓门，说了一句“你这是给人留活路吗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。

侯主任出来，脸上带着笑，是那种程序走完了的笑。他在门口跟吴桂兰说了两句话，走了。

后厨的门开着。

他站在锅前面，背对着门口。锅里的汤在滚。

他把两只手撑在锅台上，头低着。他撑着不动，撑了很长时间。

小姜在旁边站着，手里拿着火钩子，也不敢动。

马师傅坐在案子后面的小板凳上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看着地。

后来他直起身来。

他直起身，把勺从钩上取下来，伸进锅里，搅了一下。

搅了一下以后，他开口说话。

“小姜。”

“哎。”

“火小了。”

小姜赶快去拨火。

“马师傅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明天少和一袋面。”

马师傅说：“明天是九号。”

“少和一袋。”

马师傅站起来了。他站着的时候腰是弯的，弯了一辈子，直不起来。他走到面案子前面，把手放在那块凹下去的案板上，摸了一下。
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少和一袋。”

我坐在外头，把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喝了。

我把碗端回窗口。

他接碗的时候，我看他的脸。他的脸上什么都没有，跟平常一样。他的眼睛下面有一点点黑。

“高师傅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的锅不凉。”

他手上那个碗，停了一下。

他把碗扔进水桶里，水浑了一圈。

“明天。”他说，“明天中午两点，二楼后面那间。”

我说：“有人吗。”

“中午没人。”他说。

一月九号是个阴天。

我那天早上提前把信分完，中午十一点四十从后院出来，走到十字街是十一点四十七。我没有先进食堂。

我在十字街的对角站了一会儿。

食堂的二楼窗子上糊着报纸。我记得那报纸，去年还是前年，糊上去的时候我在场，看见小姜站在梯子上，用一碗糨糊刷。报纸是《甘肃日报》，糊的时候把字都糊倒了，有几块糊得正，从街上抬头能看见“深化改革”四个字。

二楼的窗子后面有一间屋。我从前不知道那一间屋是干什么的。我以为是堆东西的。

我进了食堂，买票，拿馍，坐下，掰。

我掰得比平常快。快得不对。我掰到一半就发现自己掰得粗，把几颗大的挑出来，重新掐。

一点半以前，食堂里的人都走了。

长条凳上散了，最后走的那个把凳子往里推了一下。马师傅把案子上的面收进一个铁盆里，盖上布。小姜把灶口的火压下来，往火门上扣了一块薄铁板。吴桂兰从售票口出来，把铁栏杆上的一块小牌翻过来，翻成“停止售票”。

他们走了。

他们走得很自然。这个食堂中午两点以后就是这个样子。

最后走的是马师傅。他走到门口，回身看了一眼后厨，然后他看见了我。

我坐在靠窗的桌子上，面前是一个空碗。

“素琴。”他说，“你怎么还没走。”

“我等个人。”

马师傅站在门口，手扶在门框上。他的手背上全是黑的裂纹，是面在手上干了几十年干的。

“等谁。”

我说：“等高师傅。”

马师傅看着我。

他的眼睛不大，眼皮垂着，被几十年的面汽熏得发红。他看了我很长时间，长到我以为他要说什么。

“素琴。”他说，“这个食堂还有十四天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十四天以后，这四张桌子就不姓高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把手从门框上放下来。

“你把碗端到后头去。”他说，“前头要锁门。”

后厨的门没有锁。

我推门进去，穿过那条窄过道。铁皮门是关着的。我把铁皮门从里面拉开，煤场的风灌进来，风里有煤灰和一种很淡的雪味。

煤堆还在那儿，靠墙，比两个月前矮了一截。

他不在。

我在后厨里站着。

后厨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认得，又都不认得。我天天在窗口外面看，看的是这个后厨的一个方框子。现在这个方框子没了，我站在方框子的里面。

锅是圆的。锅台上有一圈白铁的亮痕，那一圈是勺子磨的，磨得发白，比锅沿其他地方低一点。案板上有面粉，撒得很匀，像下过一层薄雪。墙上挂着刀，四把，一把剁骨头的，三把切肉的。挂钩上挂着勺，两把。墙角一个搪瓷盆，盆里有泡着的粉丝。

我走到锅前面，伸手摸了一下锅沿。

锅还是热的。

我把手贴在那圈白铁亮痕上。它比我手掌的温度高一点点，温热，像一个人刚走开的位置。

我站着，把手贴在那儿。

后来我听见楼梯响。

楼梯在后厨外面，是木头的。食堂的二楼从后厨后面上去，一道窄楼梯，木头板子，踩上去会响。

他下来了。

他站在后厨门口，看着我。

他穿着一件旧棉袄，蓝的，棉花板结的地方鼓起来一小块。他没有戴帽子。他的头发被帽子压了一整天，塌着，额头上有一道。

“上去了？”我说。

“上去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扫了一下。”

“扫什么。”

“灰。”

他走过来，走到锅前面，站在我旁边。我们两个人并排站着，看着那口锅。

“那间屋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以前是我爸住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爸从老家来的时候，没有地方住，就在二楼后面那间住。住了二十多年。他走了以后，我有时候中午上去躺一会儿。”

我说：“你老婆知道吗。”

他说：“她知道这间屋。”

“我是说，她知道你上去躺。”

他沉默了一下。

“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先上去看看。”

楼梯很窄，我一个人上去，手扶着墙。墙是白灰的，摸上去掉粉。上到上面是一个小平台，平台尽头一扇门，门是薄板门，门框上挂着一个铁搭扣，搭扣上没有锁。

我推开门。

六平方米。

一张木板床，床头放一个暖水瓶，床脚一个痰盂，一个脸盆架子，架子上一个搪瓷脸盆，盆边上掉了一块瓷。房顶上糊着报纸，一九九一年的，纸已经黄了，中间有一块被水泡过，泡过的地方鼓起来。

屋里有一股味。煤灰味，旧棉花味，还有一种很淡的烟味。

窗子开在后面，对着煤场的院子。窗玻璃上有一层灰，我用手指抹了一下，抹出一道亮，从这道亮里能看见院子、煤堆、一道矮墙。

我站在屋子中间，转了一圈。

床板上的灰不多，说明有人扫过。暖水瓶倒了一下，里头有水声，是半瓶。

外面楼梯响，他上来了。

他进来，把门关上。门关的时候，门框和门之间有一条缝，缝里透光。

他站在门边，看着我。

“你抹了窗。”他说。

“抹了一条。”

“我扫了半天，没抹窗。”

“你抹一条试试。”

他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，用手指抹了一条。两条亮线并排着，像两把刀切开的两道口子。

他笑了。这一次他的眼睛也动了。

然后他伸手，把我转过来。

他先解的是我的棉袄。

两颗扣子，他解得慢，一颗一颗解。解开了，把衣襟往两边拨开，从肩膀上退下去。棉袄落到地上，“噗”一声，扬起一层灰。

然后是罩褂，罩褂是套头的，他抓着下摆往上拉，拉到胸口，我把手抬起来，他就把罩褂脱过去了。

剩下秋衣和里头的布。

他停下来，看了我一下。

“你冷。”

我说：“你快点。”

“我不快。”他说。

“屋里凉。”

“我知道屋里凉。”他说，“我都摸了两年了，我不知道凉？”

我没有说话。

“两年。”他说，“你在窗口端碗，我在窗口里舀。我看了你两年。”

我说：“两年零四个月。”

他手停在秋衣上。

“你数了。”

“我记性不好。”我说，“可是这件事我记得。”

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，往里推，推到床边。

床板是两寸厚的杂木板，支在两条砖垒的墩子上。我一坐上去，砖墩子上的那根木头就往下一沉，板子和砖之间“咯”了一声。

“这个床响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它响。”他说，“我在这床上睡了三年。”

“那你——”

“我现在不管它响。”他说。

他跪在床边，跪在床板上，膝盖压下去，板子又咯一声。

他解我的裤腰带。

我那条棉裤是老式的，腰上一颗布扣，扣是自己缝的，扣眼磨大了，一拉就开。他拉开，把棉裤往下褪。褪到膝盖，我自己蹬掉了。

秋裤也褪了。褪到底，他把我两条腿从裤管里退出来，退的时候我的手抓了一下床单。

床单是蓝格子的，洗得发白，抓在手心里，粗。

我底下穿的是那条自己缝的裤衩。

他把手伸到腰上，往下拉。拉到一半，他停了。

“抬。”

我抬起屁股，他把裤衩从我下面拽出去，拽的时候布从两腿之间刮过去。

我的下身就露出来了。

屋里冷。冷空气从窗缝里进来，贴上来，贴到耻骨上，那个地方的皮立马紧了一下。

他低头看。

他看得很快，也很实。他不是那种眼睛往下瞟一眼的人。他是在看，眼睛在那块地方上面走，从阴毛看到大腿根，从大腿根看到中间那条缝。

我没有合腿。我三十四岁，我生过孩子，我知道自己身上什么地方不好看。

他抬头看我的脸。

“你的毛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怎么了。”

“整齐。”

“剪的。”我说，“夏天剪的，凉快。”

他伸手，用食指从上面往下抹了一下，抹到一半，抹到阴唇上。

那里已经湿了。不是打湿了一片，是从里面渗出来的那种湿，渗出来以后聚在缝里，聚成一道亮的线。

他的指头在那道缝上滑过去，滑到阴蒂上面，停住。

阴蒂那里已经肿了一点，硬了一点，不大，被阴唇裹着，只有一个小头露出来。他的指头在它上面按了一下，按得不重。

我的腰往上起。

“别急。”他说。

“我没有急。”

“你急了。”他说，“你的腿在抖。”

“冷。”

“冷不是这样抖。”他说，“冷是打哆嗦，你这样抖是从里头出来的。”

我把眼睛闭上。

他的指头又按了一下，然后转了一个很小的圈。

圈很小，只有小指头那么大。但是那个圈里，我整个人都跟着动了一下。我的肚子往里收，收到最后，收成一个坑，两边的肋骨凸出来。

“啊。”我说，声音从鼻子里出来的。

“出声了。”他说。

“隔音吗。”

“不隔。”

我把手捂到嘴上。

他把我的手拉下来。

“不隔就不隔。”他说，“现在没人。”

他把两根手指并起来，往下，把阴唇往两边分开。

分开的时候，冷空气直接进去了，进去碰到里面的肉，里面的肉一缩。

他把第三根手指也并上去，三根手指并在一起，抵在穴口。

那个地方已经软了，像泡开的馍。他的手指一抵，就陷进去一点点。

“进不进。”他说。

“进。”

他送进去一根。

送进去的时候很慢。不是他慢，是里面在吸他。他的指头进去，里面的肉一层一层地包上来，包到最里面，把指节咬住。

他停了一下——不是犹豫，是让我适应。停了一下，又往里送第二根。

第二根进去的时候撑开了。撑开的那一下有点胀，胀得我的膝盖一屈。

“疼。”我说。

“叫出来。”

“不疼。”

“你说不疼，你说疼。”

“有点胀。”

“那就胀着。”他说。

他的手开始动。

动的时候，他的手掌在下面压着，压着阴蒂那一块。他的手指在里面走，走的时候手掌跟着动，一动，阴蒂就被压一下。两件事同时发生，一件在里面，一件在外面。

里面那两件事我分不清哪一件是哪一件了。我只觉得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往上顶，顶得越来越高，顶得我的屁股在床板上磨，磨得板子响。

咯，咯，咯。

床响得很厉害。

“楼底下听得见。”我说。

“楼底下没人。”

“楼底下要是有人呢。”

“那就让他听。”他说。

他这句话说完，我里面狠狠地缩了一下。

“哦。”他听见了，或者说他感觉到了，“这个。”

“别说了。”

“我说什么了。”

他弯下腰。

他弯下腰的时候，我先感觉到的是他的呼吸。热的，湿的，落在我底下。

然后是他的舌头。

他的舌头从下往上舔了一下。

舔得很宽，整个舌头贴上来的，从穴口一直舔到阴蒂，中间没有断。舔到阴蒂的时候，他的舌头卷起来，裹住那一点，用舌尖在上面弹。

我两只手抓住他的头发。

他的头发在头顶上有点少，抓着抓不住，我抓到了他后脖子的位置，指甲掐在他后脖颈那块厚的皮上。

他舔得不快。他是有节奏的：一下长，从下到上，舌头压得重；一下短，只在阴蒂上点；然后舌头往下，钻到穴口，往里顶，顶进去一点点，把里面的水带出来。

带出来的水在他的下巴上。他抬起头换气的时候，下巴上亮了一条，他用手背抹了一下，抹到裤子上。

“你底下。”他说，“你知道你底下什么味吗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羊肉味。”

我说：“胡说。”

“真的。”他说，“你在这个食堂吃了两年四个月的羊肉泡馍。”

“我天天洗澡。”

“我不说你脏。”他说，“我说你香。你的水是咸的，咸里头有一股羊油的味。我天天闻这个味，我在锅前面站一天，闻的就是这个味。我在锅前面闻到这个味的时候就想，这个味在她身上。”

我把他的头按回去。

我按回去的时候没有客气，两只手掐着他后脑勺两边，往我下面按。

他也没客气，他把舌头伸出来了，伸得很硬，插进去。插进去以后在里面搅，搅得我底下发出声音。

咕叽。咕叽。

水声跟屋里的冷气不一样。水声是热的，热的、稠的、从底下出来的。

我咬着下嘴唇。咬得很紧，咬到牙印在唇上留下一条白。

“上面也脱了。”他说。

他起来，把我上身的秋衣和里头的布一起拉上去，拉到胳膊上，我的胳膊被衣料勒在头顶上，露出来。

乳房露在冷空气里，两个乳头都硬着，硬得发皱，皱得像风干过的柿子皮。

他张嘴含住一个。

他一边含着，一边把手放回下面。

这一次他把手指插得深。

深到指根。

我里面被顶到某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被顶到的时候，我的腿从床上弹起来，弹起来以后又落回去，落回去时脚跟砸在床板上。

“这儿。”他说。

“别——别说。”

“这儿。”他按下去。

我在他嘴里叫了出来。

乳房在他嘴里，叫的时候胸一鼓，乳房就往他嘴里送。他吸住不放，吸得乳头在他舌尖上被拉长了一点。

他在下面加快。

他的手掌一直压着阴蒂，压得那块皮贴在骨头上，同时他的指头在里面顶着那个地方，一直顶。

我就这么上去了。

上去的时候没有声音。先是一口气卡在胸口上不来，然后腰弓起来，弓到离开床板，只有后脑勺和脚跟撑着。肚子里一阵一阵地抽，抽得很紧，里面的肉绞他的手指，绞到他的手指动不了。

然后腿一松。

水出来了。

不是喷出去的。是流出来的，从他手指边上流出来，流到他的手背上，顺着他的手背流到床单上，蓝格子的床单上洇开一片深色。

我躺在那里，喘。

他从我身上起来。他起来的时候，我把腿合上了。合上的时候里面还在抽，抽一下，我的小腹就凹一下。

他站在床边，把裤子往下退。

他的东西硬得往上翘。

我看了一眼，就把眼睛转开了。我不习惯看。

“看。”他说。

“不看。”

“看。”他说，“你看我两年了。”

“我看的是你的手。”

“那也看我一下。”

我转回去看。

他的东西不算长，但是粗。粗的那里，上面的皮绷着，绷得发亮，头那儿是紫的，紫里头有一点红。下面两个睾丸垂着，垂得很沉，那个垂的样子像被累了几十年的样子。

他跪上床，跪在我两腿之间。他一只手把我一条腿扶起来，架在他的肩窝里。

“扶一下。”他说。

我伸手，把着他的东西，往上引。

引到穴口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都停了一下。

“我进去。”他说。

“进。”

他往里送。

送的时候比手指粗得多。粗得进去的那一下，我里面被撑开，撑开的那一圈是酸的，酸得我小腿绷直。

“啊——”我出了半声。

他把手捂在我嘴上。

他的手心里有面。是我掰馍沾的那一层面，不是，是他的手在案子上按馍按的。

我闻见那个味。

我咬住了他的手。

他往里推到根。

推到底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的毛碰在一起。他在我上面，撑着手，他的胳膊在发抖——不是累，是他在忍。

“动不动。”他问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“等一下我就要射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射。”

“我不想这样。”他说，“我还没开始。”

我说：“你开始。”

他开始动。

他动的时候，床响得整栋楼都能听见。咯，咯，咯，咯。不是一下一下的响，是一片响。

“轻点。”我说。

“轻不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轻下来就出不来。”

“那你就响。”

他压下来，压在我身上，他的胸膛压在我的乳房上。他一只手撑在床板上，另一只手插到我后颈下面，把我的头托起来。

他的脸在我脸前面，很近。他的呼吸喷在我脸上。他张嘴，咬我的下巴。

他动得很快了。

快的时候，他的东西进出，每一次都被里面的肉吸住，退出来的时候，里面的肉跟着翻出来一点，再进去的时候，带进去一层水。

下面有水声，很大。咕叽，咕叽，噗嗤。

他忽然停下，把身子往后撤。

“等。”他说。

他停了，额头抵在我的锁骨上，喘。他的背上全是汗，汗在手底下一层，我刚才抓他的时候，手心里有汗。

他喘了大概十秒。

“接着来。”他说。

第二次他动得慢。

慢的时候是往前推，推到底，停一下，然后再退。退出来的时候，退到只留头在里面。

慢得出不来，但是里面的感觉变了。变得每一下都分明。每一下推到最里面，那个地方被顶得发麻，麻到我的脚趾蜷起来，蜷在床单上。

“你里面。”他说，“你里面怎么这么紧。”

“生完孩子以后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。”他说，“不是那个。是你一直紧着。”

“我放松不了。”

“那就别放松。”

他低下头，重新含住乳房。

他含的时候，我里面的肉跟着缩。他吸的时候我缩一下，他放的时候我松一下。他发现了，就故意停在那儿，只吸。

“你——”我说。

“我怎么了。”

“你别一直吸。”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里面——”

“里面怎么。”

我不说。

他把嘴从乳房上离开，看着我。他的眼睛里有水，是汗。

“说我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说。”

“说我。”他又说了一遍，“什么都说。”

“你的东西。”我说，声音很小。

“我的东西怎么。”

“你的东西把我里面撑着。”我说，“你说话的时候，我里面就在听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笑的时候他往下沉了一点，他的东西往里去了一点。

“那我以后，”他说，“我天天跟你说话。”

“你——啊。”

他动了。他一边说一边动。他低声地，一句一句地说：你的馍掰得细。我两年里看着你掰。你知道我一天看多少个碗？一天六十碗。我不用抬头，我光听你掰馍的声音就知道是你。你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是撕，你是指甲掐。掐出来的声音是“啧”，撕的声音是“嚓”。我一听“啧”，就知道你来了。

我被他说得不成样子。

我底下绞得很厉害，绞得他每次进来都要用力。他的声音被自己的动作切碎了，一句话切成三四段。

“我——在锅前面——站着——我一想到——你在外头——坐着——我就——”

他停了。

“我就硬。”

我说：“你别说这个了。”

“你说叫我说的。”

“我说了？”我说，“我说我叫你说的？”

“你说了。”

他忽然加快，快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完整。

我上去了第二次。

第二次比第一次长。从底下开始一层一层往上，上来的时候我的后腰在床板上磨，磨得发疼。我的嗓子里的声音不受控了，是一声长长的“啊——”，拖得很长，最后断了。

水喷出来的时候他还在里面。他感觉到里面收缩，就停了，停着不动，让里面自己抽。

我抽了七八下，才停下来。

他在我抽完以后，把我翻了过去。

翻过去的时候，他把我脸朝下按在床上。

他把我一条腿拉起来，拉到他腿边，让我的腿弯着。

我的脸埋在床单里，闻见床单上的太阳味，还有一点煤灰。

他从后面进来。

从后面进来的时候，比正面深。深得我的肚子底下被顶到一张床板上，那张板子从里面顶着。

“啊。”

我抓床单，抓不住，滑。

他把我的手拉过来，放在他的手上。

他的手在床板上摊着，手心朝上。

我抓着。

他动。

这个姿势他动得很快，也很难，他每一下都是把自己整个往前送。他的腿碰到我的腿，碰得“啪”一声。

啪，啪，啪。

这个声音跟床声、水声混在一起。

外面院子里，铲煤的声音响起来了。

煤场紧挨着食堂的后墙，煤场的工人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往卡车上铲煤。铁锹插进煤堆，“嗤”，铲满了一翻，“哗啦”。

“有人。”我说。

“铲煤的。”

“他们——”

“他们看不见。”他说，“铲煤的在外头，我们在里头。”

“他们听得见。”

“听得见就听得见。”他说，“铲煤的一天听多少动静。”

他的动作跟那个铲煤的声音对上了。

嗤——哗啦。
嗤——哗啦。

他随着这个节奏进，随着这个节奏退。

我趴在床上，听着外头的铁锹声，觉得自己是从里头被人一下一下地铲。

“高了。”他说。

他把我的腰往下按，让我的屁股翘起来。

他的手指按在我的那个地方，按在腰下面、屁股上面那个凹陷里。按着不动。

我里面狠狠地绞了一下。

“哦。”他说。

“你别按那儿。”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那儿一按，我里面就——”

“就怎么。”

我不知道怎么说。那儿一按，我里面就整片地缩，缩得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话。

他就按着，一直按。

然后是第三次。

第三次来得没有预兆。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往上来，我只是忽然发现自己的脸埋在床单里，牙咬住了床单，咬得布湿了一片。

我的腿绷得很直，从膝盖到脚背是直的一条。脚趾在床板上抓。

我叫的时候没有声音出来，只有气。气从牙缝里出来，出完了，我整个人往下塌。

他没有停。

他在我塌下来的时候还在动，动得更重。我底下已经麻了，麻到只有一种钝的、沉的感觉，一下一下压进来。

他动了几下，然后把我按住，按得很紧。

“我要出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出。”

“出在里头。”

我说：“出在里头。”

他往前一送，送到最深，停在那里。我能感觉到他的东西在里面跳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一股一股地出来。出来的东西是热的，热得烫，烫在里面往四周散。

他趴在我背上。

他的重量压下来，压得我几乎贴平在床板上。他的脸在我后脖子旁边，胡子刮着我的肩。

他的呼吸从耳朵边过去，热的。

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趴着，趴了很久。

外头的铁锹声还在，嗤——哗啦。

后来他翻身下去，躺在床里侧。

床是单人的，两个人躺，得贴在一起。他侧着身，我也侧着身，他抱着我，我的背贴着他的胸膛。

屋里的光从窗子上那两条抹开的亮线里进来。亮线里有一层浮着的灰，慢慢地转。

“几点了。”我问。

“三点多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两点半就该回去。”

“你晚了。”

“晚了。”我说，没有动。

他抬手，把被子拉过来一点，盖在我的腰上。被子是一个棉被，很旧，被面是红花布，洗得发灰。

“这个被子。”我说。

“我爸的。”

“他盖了二十多年。”

“二十六年。”他说，“他最后那三年就盖这一床。”

我把被子往上拉了一下。

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

“那个暖水瓶里的水是谁的。”

“我的。”他说，“每天中午上来之前灌一壶。灌上了，上来也不一定喝。”

“留着给谁喝。”

他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他说：“你刚才问的，我老婆知不知道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她不知道这个壶。”他说，“这个壶是我去年买的。”

我说：“高德厚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个食堂就剩十四天了。”

“十三天。”他说，“今天九号。”

我说：“十三天以后，这间屋是谁的。”

他把下巴放在我的头顶上，动了一下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你盘得下来吗。”

他没说话。

“你盘不下来。”我说。

“我盘不下来。”他说。

我把他的手从腰上拿下来，握在手里。他的手很大，指头粗，指节上的皮是厚的。我把他的手翻过来，看手心。

手心里有一道疤，是从虎口斜着到手腕的，一条白的线。

“这个。”我说。

“刀。”

“切什么切到手心。”

“切肉。”他说，“一九八五年，一大块羊腿，刀滑了。切下去我自己看见了骨头，白的。”

“疼吗。”

“那会儿不疼。”他说，“那会儿我在想别的事。疼是第二天。”

我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。

他的手掌比我的脸烫。

“你的手。”我说。

“我的手怎么了。”

“你的手是热的。”我说，“你的手一直在火上。”

他说：“我十九年都在那个灶前面。”

我把他的手放回我腰上。

我们躺了一会儿。

我起来，坐在床沿上，开始穿衣服。穿的时候，他在后面看着我。我的背对着他。他知道我在穿，他没有帮我穿。

秋衣，秋裤，棉裤。棉裤穿上，扣上，站起来蹬两下。

罩褂。棉袄。扣子一颗一颗系。

系到最上面那一颗，我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又抹了一条。

“三条亮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下回你把窗擦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下回。”

我开门。

楼梯的平台上有一层灰。我下楼，一手扶墙，墙上的白灰蹭到手心上。下到一半，听见上面他把门关上了。

我从后厨出去，穿过后厨的过道，铁皮门开着，煤场的风灌进来。

我走出后门，从煤场绕。绕到街上，风把头发吹乱了。

我在街上理了一下头发。

头发里有煤灰。我抖了抖，抖不下来。

我在理发店的玻璃窗里看了一眼我自己。玻璃很脏，看不清。我只看见一个人站着，脸上有点红。

第二天中午，一点半，我又上楼。

这次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先把棉袄脱下来叠好，放在床脚。然后我坐在床沿上等。

他上来的时候，手上还是热的。

后来我知道了这个规律。他每天中午从灶上下来，手上是热的。那个热要过一个多小时才褪。所以中午这一场，他的手总是烫的。

那一天他上来，一句话没说，从后面抱住我。

这一次我们两个人都不急。

他先坐在床沿上，让我坐在他腿上，脸对着他。他仰头看着我。

“你今天在楼下吃的什么。”他问。

“羊肉泡馍。”

“你自己做的？”

“我买票，我掰的。”

“掰得细不细。”

“细。”

“多细。”

“黄豆大。”

“哪个黄豆。”

我说：“最小的那个黄豆。”

他笑了。他笑的时候，把我往下按了一点。

“你顶着我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就这么坐着？”

“我就这么坐着。”他说。

我在他腿上磨了一下。

他的东西隔着两层裤子，硬硬的，抵在我腿中间。我磨的时候，硬的那一条从阴部滑过去，滑到我底下，我底下已经湿了。

“湿到裤子上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出门的时候还是干的。”

“那你上来的时候怎么就湿了。”

“爬楼梯。”

“四步楼梯，就能把你弄湿？”

“我刚才在楼下坐着。”我说，“我坐着，看着窗口，我知道一会儿我要上来，这么想着就湿了。”

他把我抱起来，放到床上。

这一次他脱得比我快。

他跪下的时候，我把他的衣服抓住往上拉，拉到他的头，他把手举起来，衣服从头上过去，他的头发被衣服带得立起来一小撮。

他光着上身跪在床上。他身上的疤比我想的多。肩膀上一条，是油崩的；左肋有一块，是烫的；两个胳膊上大大小小好几个点，都是油星子。

“都是你那个锅。”我说。

“都是。”

“十九年。”

“十九年。”他说。

我把手放在他的胸口，慢慢往下摸。摸到他肚子上，那里松了一点，四十多岁的男人都是这样。再往下，摸到裤腰。

我给他解裤带。他的裤带是皮的，扣是一个铁钩。

解了，往下拉。

他的东西一下弹出来。

我用两只手握。我的手不够围一圈。

“这么粗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昨天才知道。”

“昨天我吓了一跳。”

“今天呢。”

“今天我不吓了。”

我用拇指在上面转了一下。

他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你别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你有数。”

“我没有数。”

我低下头。

他抓住了我的头发。

“别咬。”

“我不咬。”

我含住他的头。

含住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先碰到的是那层皮，皮很紧，绷着的。我往下含，含到一半，他轻轻地往上一送。

“唔。”

我把手扶在他胯上，让他别动。

我含着，不动，用舌头在那儿蹭。他的腿在发抖。

“柳素琴。”他叫我的名字。

我抬头。

“上来。”他说。

这一次他在下面。

我骑着他，慢慢地坐下去。

坐下去的感觉跟从下面进来不一样。是我自己在里面对着他，我能控制他进去的时候进哪儿。

他进来的时候，我停了一下，让自己习惯。

“动吧。”他说。

我动。

动起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脸。

他仰着，看着我。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。我动，他的眼睛跟着动，我的腰一往前，他的眼睛里就有东西动一下。

“你看我干什么。”我说。

“我看你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好看。”

“谁说的。”

“我自己说的。”

“你别自己说。”他说，“你说你好看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好看。”

他往上顶了一下。

“啊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不——”

他又顶了一下。

“说好看。”

我说：“丑。”

他顶得很快，一连三下，一下比一下深。

我叫出来了，叫得很长。

“好看。”我说。

他满意了，躺回去。

我在他身上动，动得快，快得我的乳房在胸前跳。乳房跳的时候，他伸手，用两个指头夹住一个乳头，夹着不松。

我被夹着，下面的感觉就往上走，从里面一直走到乳头，两头都被抓住。

“我要到了。”我说。

“到。”

“我到了。”

“到。”他说，“到给我看。”

我到了。

到了以后我的身子往下塌，塌在他身上。我的额头抵在他的肩上，喘。

他抱着我，让我缓。

缓过来，他翻身，把我压在下面，重新进来。

这一天有两场。

第二场完之后，我们两个人侧躺着，他的东西还在里面，他还硬着。

“你先出来。”我说。

“不出来。”

“你不想出来。”

“不想。”他说，“出来就完了。”

“你已经完了。”

“那不算。”他说。

窗外，铲煤的声音起来了。嗤——哗啦。

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，下巴放在我的头顶上。

楼下忽然有人喊。

“老高！”

是马师傅。

“汤没了。”

他从床上一撑，坐起来，朝楼梯那边喊：“来了。”

喊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是平的，跟站在窗口里说话一模一样。

他站起来，从地上把衣服捡起来，往身上套。套裤子的时候，皮带扣“咔”地响了一下。

“你。”他说，“你晚点下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下楼，楼梯响了三下、四下，响了七八下，没了。

我躺在床边，没有动。

我仰头，看着顶上糊的报纸。

一九九一年的《甘肃日报》。上面有一行大字被糊倒了，我躺着一行一行读：

“进一步深化改革，搞活国营商业企业”

我读了三遍。

然后我听见底下，他喊了一声：“火大了，小姜。”

他回到锅前面去了。

那天我在楼上待到了三点半。

我下楼的时候，后厨里只有他和小姜。他在刷锅。刷锅是把锅里的汤刮干净，然后用一个竹刷子刷，刷得“唰唰”响。

小姜看见我，眼睛亮了一下，然后低下头去。

我从后门出去。

经过后厨的时候，我站住。

“高师傅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的锅刷得干净。”

“锅要天天刷。”他说，“锅不刷，汤有腥味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明天还来。”

他说：“你来。”

我走了。
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
那天下了一点雪，雪很薄，落在十字街的水泥地上，落到还没有化就被人踩成了黑水。街上卖糖瓜的支了一个摊，摊上一块木板，木板上摆着糖瓜、灶糖、芝麻糖。买的人不多。

我十点二十到的食堂。

十点二十来吃泡馍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泡馍要中午吃，早上没有，早上的锅是糊辣汤的锅。但这天不一样。

这天食堂开得早。八点就开门了，馍是夜里烙的，一筐一筐摆在案子上，烙得多，堆到案板边上。

里面已经坐满了。

四张桌子坐满了，坐不下的坐在长条凳上，长条凳上放了碗，碗放在腿上。有的人站着吃。有的人手里端着碗，站在墙上那块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木匾底下，吃一口，抬头看一眼这个匾。

我进去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抬头看了我一下，然后又低下头去。

那是本地人的规矩：来了人看一下，认出来就点头，然后各吃各的。

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在照像。他有一台海鸥的相机，挂在脖子上，镜头对着后厨的窗口。他掰一下馍，抬一下头，从取景框里看一眼，然后又掰。

“大爷。”他旁边的人说，“你这是照啥。”

“照这个窗口。”老头说，“往后就没有这个窗口了。”

“你照窗口干啥。”

“我六三年在这个食堂吃过饭。”老头说，“那一年我十七，从乡下来考中专，考完来吃一碗，当时是两毛五，粮票二两。我记得明明白白，两毛五，粮票二两。”

他说完，又举起相机。

那天来的都是老客，都有话说。

“我爸领我来吃的第一碗。”

“我结婚那天在这吃的。”

“那时候能在这儿吃一碗，是件大事。”

“加肉三角，我一年就加过两回。”

“师傅，汤还有没有？”

“有。”吴桂兰在售票口里说，“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汤管够。”

我把两毛钱塞进洞里。

她从里面递出票根。

那张票根我拿着看了一眼。粉红色的，边缘锯齿轮。这张票根跟十一年前的票根一模一样。粉红的纸，同一个印，印上的字是“国营县食堂 羊肉泡馍 壹角”，价钱改过，改成一角二的地方是后来另刻的一个章，盖在原来那个印上面，两个印错着。

我把票根夹在手里，走到案子前。

馍不多了。案板一头那一堆，被拿得剩下一个小堆。

我拿一个，掂一下，坐到长条凳上。

长条凳上坐满了，我在最边上，靠着案板腿。旁边是一个抱孩子的妇女，孩子三岁，手里攥着半个馍玩。她一边掰一边跟我说：

“你今天怎么这么早。”

我说：“最后一天。”

她说：“我也是。”她说，“我娘家在柳沟，我嫁过来八年，我在这吃了八年。”

我说：“八年。”

她说：“八年了。你知道我最早来吃是什么时候？是我男人领我来的。他当时跟我说，这个食堂的馍要自己掰，掰得细才好吃。我说我不会掰。他说，你慢慢掰，慢慢就会了。”

她说着，低头看她怀里那个孩子。“他爸今年夏天出事。”

我没有说话。

她说：“我现在掰得可细了。”

她低下头去掐馍。她的手很粗，是织毛衣织的，她的指头掐在馍上，掐得比我慢，但是掐得细。

我开始掰。

这一次我掰得比任何一天都细。

我掰的时候手指很稳。我的拇指抵在馍上，食指在底下兜，一错，下来一小块。我把它在指尖上翻一下，看过没有丝，才丢进碗里。

我到得早，馍多，汤也多。我有的是时间。

我一颗一颗地掐，掐到一半，抬头。

窗口里，他正在舀汤。

他穿着那条蓝布围裙，围裙上有一层白，是面。他的白帽子边上那圈汗渍比从前深了，深得发黄。

他从锅里舀起来，抬到碗上方，手腕一压。

汤下去，一条线，从一个点浇开，浇成一个圆。

他浇完，把勺靠在锅沿上，叮一声。

那一声在这间屋子里响了十九年。今天这一声，还是这一声。

我低下头继续掰。

掰到一半，我发现有一小堆碎粒是干的，没有过眼就丢进去了。我把那一堆挑出来，重新掐。

我掰了四十分钟。

一个馍，四十分钟。

这是我这辈子掰得最细的一个馍。掰完的时候，我的手是白的，白到指头根，白到掌心的纹里。

我把碗端起来，走到窗口。

窗口前面排着队。有六个人。我排在最后。

排到我的时候，我把碗放在台子上。

他看见我的碗。

他低下头看了一会儿。

然后他抬起头，看我。

“这是你掰的。”

“我掰的。”

“四十分钟。”

“你数了。”

“我一直在数。”他说。

他摁馍，舀汤，浇。

浇完，他没有推碗。他把勺放回锅里，又从案子上拿了一个馍。

他把那个馍放在碗边。

“再掰一个。”他说。

“我吃不了。”

“你吃得了。”他说，“你带回去。”

我说：“带回去给谁吃。”

“你儿子。”

我端着碗走了。

第二个馍我掰到一点多。

这个时候食堂里的人少了一半。剩下的人不吃了，坐着说话。那个戴眼镜的老头把相机放在桌上，跟马师傅说话。

我在长条凳上坐着掰，掰第二个馍。

这个馍我掰得慢，慢下来了。我不用赶。这是我今天最后一件事。

马师傅从案子后面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

他坐得很近。他很少这么坐。他坐的时候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手背上的黑裂纹在光底下看得很清楚。

“素琴。”

“马师傅。”

“你这个馍。”他说，“掰得好。”

我说：“跟您学的。”

“我没教过你。”他说。

“我在外头看了十一年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他笑的时候，脸上的纹都往上走。

“你知道我怎么掰。”他说，“你光看，就能学会。”

我说：“您掰的时候，手是这么转的。”我做了个动作。

他看了，点点头。

“你学对了。”他说。

我们两个人坐着，他也没有事做，我也掰着。

过了一会儿他说：“素琴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老高这人。”

我没有抬头。

“他这个人。”马师傅说，“他一辈子只在这个锅上过活。你别看他站在窗口里头一句话不说，他心里有账。他这个人心里有账，账上记的东西不多，记上的，就是一辈子。”

我说：“马师傅。”

“我在食堂三十一年。”他说，“我一天揉两袋面，一袋面五十斤。三十一年，我揉了两万两千斤的面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平静的，像在报一个数目。

“两万两千斤。”我说。

“两万两千斤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一双手揉的。我一辈子在这个案子上，我儿子在砖厂，我闺女在兰州。他们一年回来一趟。我死了，这两万两千斤面没有人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转过头来看我。

“你现在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我十一年了。”我说，“我十一年都吃这个馍。”

马师傅把他的手伸出来，在我面前的案板上摊开。

“你摸摸。”

我把手放上去。

他的手上有一层茧。不是那种薄薄的，是厚的，一点点硬的，像一层皮长成了另一层东西。手指头都磨短了，指甲缺了几块。

“这个样子。”他说，“揉一辈子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我说：“这手好。”

他说：“这手是废的。冬天裂，裂了流血，血渗到面里，那面就得扔。”

“扔过多少。”

“扔过三回。”他说，“我自己扔的。我看着那个血，我就把那团面扔了。侯主任骂我，说浪费。我说这个面我不给人家吃。”

他把手收回去。

“我明天就回家了。”他说。

“回家干什么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个岁数，谁要我。”

我说：“您的手艺。”

他摇头。“机器压面。”他说，“机器压面不用手。”

第二个馍掰完的时候，食堂里只剩下三个人。

我，马师傅，还有那个戴眼镜的老头。老头在把相机装进一个皮套里。

后厨里，小姜在收拾。小姜的铺盖是一个卷起来的被卷，抱在怀里。

“高师傅。”小姜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走了。”

他从小板凳上站起来。他走到小姜面前。

小姜十九岁。他在这个灶口蹲了两年。他烧火，端碗，抹桌子，什么都干。他每次叫我“柳姐”，声音很大。

“去哪儿。”他问。

“开发区。那边新开了一家饭馆，要人。”小姜说，“老板是我表叔的朋友，一个月给我一百八。”

“一百八。”

“比这儿多五十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高师傅。”

“嗯。”

小姜忽然哭了。他抱着被卷，站在后厨中间哭。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，眼泪从脸上下来。

“我在这儿两年。”他说，“我爸死了那年我来的。我来的第一天，你叫我烧火，我不会烧，我把灶堵了，烟冒得满屋子都是。你说，小姜，灶要空，空才能着。”

“我记着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一直记着。”

他站在后厨里哭，把手在脸上抹了一下。

后来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放在灶台上。

是一个火钩子。铁的火钩子，前端磨尖了，钩子柄被手磨得发亮。

“这个我带走。”他说，“我用了两年了。”

他把火钩子夹在腋下，抱着被卷，走到门口。

他在门口回头，看了一眼那口锅，然后走了。

小姜走了以后，马师傅也走了。

他走的时候，把面案子上的布揭下来，叠好，放在案板上。他看了一眼那个案子，那个被他揉了三十二年、中间凹下去一个坑的案子。

他把手放在那个坑里，按了一下。

“这个案子。”他说，“这块是榆木的，一九五八年打食堂的时候，从我老家拉来的。我老家在柳沟，这块树是我爷爷种的。”

他走了。

走的时候他没有回头。

“素琴。”后厨里他叫我。

“嗯。”

“关门。”

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把两扇门从里面插上。门是两扇木门，一扇上有一个铁插销，插销插进去，落下来，“咔”。

我插上门，回头。

食堂空了。

四张桌子，一张一张都空着。桌子上的塑料布上有汤滴，有馍粒，有一张粉红色的票根。凳子摞在桌上，摞成一叠。

墙上的木匾，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五个字的漆裂了。木匾底下的价目牌，掉了右边的一个角。

后厨的窗口是一个方口子，口子里是空的，因为窗口里没有人在舀。

他在后厨里。

我走进后厨。他在锅前面站着。

锅里的汤剩下一个底。他舀了一勺，看了看，又倒回去。

“你吃完了。”他说。

“吃完了。”

“第二个掰完了？”

“掰完了。”

他从案子上把第二个馍拿过来，看了看。

“这个细。”他说，“比第一个还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第二个有的是时间。”

他把碗放在台子上，然后他把锅底刮了。

他用一把铁铲，从锅底把剩下的汤往中间刮，刮到一块，然后舀起来。刮出来的汤只有两勺，稠，上面浮着一层油。

他把这两勺汤全倒进我的碗里。

“都给你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你吃什么。”

“我早上吃了。”

“你一天。”

“我一天。”他说，“我吃了几十年这个汤。我一天不喝不难受。今天是最后一锅，最后一锅的锅底最稠，这个我喝了一年又一年，我喝够了。”

我把碗端到外头，坐在那张靠窗的桌子上。

那个老头已经走了。相机带走了。

他也端着一个碗出来，坐在我对面。

他的碗里没有馍，只有汤。汤里有几片肉。

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着。

我吃我的，他喝他的。

外面的街上有人放了一个炮。小年，有人放炮，一声，两声，第三声没有响，是一个哑炮。

“高德厚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以后呢。”

他把碗放下。

“我盘。”他说。

“你盘不下来。”

“我可能盘不下来。”他说，“可是我这十三天里，去找了三个人。”

“谁。”

“一个是我老婆的表哥，他在地区供销社。一个是侯主任，我给他送了一瓶酒。第三个是我们老家一个在信用社的。”

“成了几个。”

“一个也没成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那你以后干什么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今年四十一。我十九年在那个锅前面。我会做的事就是在这个锅前面站着。”

“你会炒菜。”

“我会炒菜。”他说，“可是炒菜不用在这个锅前面。”

他低头看他的碗。

“我盘不下来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个人，一辈子没求过一个人。这十三天我求了三个人。”

“你难受吗。”

“我不难受。”他说，“我不难受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实在。”

我们坐着，没有说话。

外面又响了一声炮。

他站起来，把两个碗收起来，端进后厨。

我坐在那儿。

他出来的时候，走到门口，把门上的插销从里面又插了一道——本来已经插了。

他在门边站着，转过身，看了我一眼。

“他们都说完了。”他说，“就剩我们两个。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他走过来。

他没有说话，走到我面前，把我从凳子上拉起来。

他拉我的时候，我的凳子往后滑了一下，凳子的腿在水泥地上磨出一声。

他把我推到靠窗的玻璃上。

玻璃是冷的。我的背贴上去，冷从棉袄里透进去，透到骨头。玻璃外面是十字街，街上有雪，有人走过去，他们看不见里面，因为屋里亮着，外头亮着，玻璃上什么都看不见。

他两只手撑在我头两侧的玻璃上，把我圈在中间。

“最后一天。”他说。

“最后一天。”

“我这一天在锅前面站了九个钟头。”他说，“我一天都在想，今天之后我怎么办。”

“想到什么了。”

“什么都没想到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想到你。”

他低下头，亲我。

这一次亲得很慢。他的嘴唇在我的嘴唇上停，停了很久，然后才动。他的舌头伸进来的时候，嘴里是羊肉汤的味，还有一点酒，是那瓶送礼剩下的酒。

他一边亲一边解我的扣子。

这一次他解得很慢。他一共解六颗：棉袄三颗，罩褂里两个暗扣，最后一颗在腰上。他解一颗，就摸一下，好像每一颗扣子后面都值得摸。

棉袄落在地上。罩褂落在地上。

他把我转过身去，让我的脸贴在玻璃上。

玻璃是冷的，我的脸一贴上去，脸颊就凉得发麻。

他把手从我的腰上摸上来，摸到后背上。我的手按在玻璃上，按出两个掌印。

“你底下的水。”他说。

“我还没有。”

“你有了。”他把手从后面绕下去，插进我两条腿中间。

有了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可能是他把我推到玻璃上的时候，可能是他问“最后一天”的时候。

他的手指在阴唇上抹了一下，抹到阴蒂上。

阴蒂已经肿了。

“肿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我一整天都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我从十点二十坐着掰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”

他的手指在那儿按了一下，我的额头抵在玻璃上。

“你自己按着。”他说，“把手放上去。”

我把手放上去，自己的手覆在他的手上，往下。

他把我裤子褪到膝盖。

我把腿分开一点，分开的时候我的膝盖碰到食堂的桌子。桌子的腿是铁的，冰的。

他从后面进来。

进去的时候，我贴着玻璃往前送，玻璃上呼出一片白，我用呼吸把那片白弄得更白。

他从后面抱住我。

他进得很深。从后面进，进到最深的时候，我的小腹里有一种往下坠的感觉，坠得很沉。

他动。

他动的时候，我的乳房贴在冰的玻璃上，乳头被玻璃压着，压得又硬又扁。玻璃被我的身体温出一块，我动一下，那块就变一下形状。

我底下开始出声音了。

水声，一次一次，从底下出来。他被我的水声催着，动得快了。

桌子被我们撞得响。桌腿在地上蹭，蹭出“吱——”的一声。

“桌子。”我说。

“让它响。”

“外头有人路过。”

“路过就路过。”他说，“门插着。”

他加快了。

我的脸贴在玻璃上，眼睛是睁着的。我看见外面。

外面是十字街。

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从街上过，车后架上绑着一袋面。他从我们面前过，看了玻璃一眼，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就过去了。

我看着他过去，他就在我里面动。

就因为这一眼，我到了。

到的时候我的手指在玻璃上抓，指甲刮着玻璃，刮出细而尖的声音。我的腿软下来，往下滑，他把我撑住。

“站住。”他说，“站住。”

“我站不住了。”

“站住。”

他两只手抓着我的胯，把我提起来一点。

他接着动，动得很重。

我被顶得叫出声来，那一声在空屋子里荡了一下，很响。屋里有回声，因为屋子空了。空屋子才有回声。

后来他把我的胳膊往后拉，两只手抓着我的手腕，往后拉。

我上半身往后弓，乳房离开了玻璃。我的头往后仰，仰到靠在他的肩上。

他从后面弓着身，一边进一边把嘴贴在我的耳朵上。

“我说一句话。”他说。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要是盘下来了。”他说，“你明天就来。”

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你听见没有。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

“你明天就来。”他说。

“我明天就来。”

他把我转过来。

他把我抱到桌子上。

那张靠窗的桌子，塑料布上有汤滴。

他把我放上去的时候，塑料布凉的贴在腿上，我打了一个抖。

他站着，我躺着，他把我两条腿分开，架在他两边胳膊上。

他进来的时候，我抬头看他。

他还在穿着围裙。围裙上的面白白的，腰带系在他腰上，勒着。

“你把围裙解了。”

“不解。”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我挂着它干了十九年。”他说，“今天我挂着它。”

他动。

这个姿势他进得很浅，但是很稳。他站得直，两手托着我的腿，腰往前送。

我的头在桌子上，眼睛看着房顶。

房顶上有两块塑料布，塑料布下面漏了水。有一盏灯，白炽灯，灯上落了一层灰，灰上有几只死了的蛾子。

他看着我看的地方。

“灯。”他说。

“灯。”

“这个灯换过六回。”他说，“我换的。”

“你还会换灯。”

“食堂里什么都我修。”他说，“龙头我修，门我修，炉子我修，灯我换。我没有修不好的东西。”

“只有这一件。”他说。

“哪一件。”

“这个食堂。”他说，“这个食堂我修不了。”

他忽然进得深了。

“啊。”

“我修不了。”他说着，又深了一下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十九年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十九年在那个锅前面。”他说，“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，我走八分钟到这儿，我把火点上，我把骨头下锅。骨头要下够六个钟头，火要小，汤面上出来的沫子要撇。我撇了十九年沫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我一直不知道。我以为我知道。我以为是为了这个食堂。后来我知道不是为了这个食堂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是为了早上五点。”他说，“我每天早上五点，天还黑着，我走到这儿，我把门推开，屋子里是空的。空屋子。我把火点上，火一着，屋子就亮了。这个是我这一天里最好的时候，比吃，比睡，比什么都好。”

他低下头，看着我的脸。

“然后我这两年，最好的时候变了。”

“变成什么了。”

“变成十一点四十。”他说，“十一点四十，门口有你。”

我的眼睛有点热。

他动了。

他动得很快，已经把话都说完了。他托着我的腿往上抬了一点，让我的腰离开桌面一点，然后往前送。

我仰着头，看见那盏灯。灯在晃，晃得很轻。

灯一晃，我知道是桌子在晃。

“我要到了。”我说。

“到。”

“你跟我一起。”

“我等你。”

“你别等。”

“我等你。”他说，“我等了你两年。”

我到了。

这一段很长。从底下起来，一路上来，上来的时候我在桌子上挣了一下，挣的时候塑料布被我抓皱了，抓出声音。

我到了以后他没有停，他又动了几下，然后他往里一抵，抵到最深。

他射的时候整个人压下来，压在我身上。他的额头撞在我的肩膀上。

他在射的时候发出了一声，那一声不像他，是从喉头出来的，很低，很长。

完了以后他压着我不动。

屋子里静。

外面街上，又一个炮响了。

我们两个人坐在桌子上。

我坐在这张桌子的中间，他坐在桌子边上。我的腿还垂着。

他把围裙解了，放在腿上。

“这个围裙。”他说，“我拿回去。”

“拿回去干什么。”

“留个念想。”他说，“我不太会说话。我就留个东西。”

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再留一个东西。”

“留什么。”

“我掰的馍。”

他笑了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后厨，把我掰的第二个馍端出来。那个馍在碗里，碗上扣了一块布。

他把布揭开，看了看。

“这个细。”他说。

“黄豆大。”

“最小的那个黄豆。”他说。

他把馍掰成两半，一半给我，一半自己拿着。

我们坐在桌子上，吃了半个馍。

馍是凉的，硬的，没有汤。我嚼的时候，嚼得很慢，嚼到后来嘴里有一点甜。

“凉的有凉的味道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热的时候吃不出来。”他说，“热的时候是汤的味道。凉的时候是面的味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十一年都是热着吃。”

“今天凉着吃。”

“今天凉着吃。”

我们两个人坐在那张靠窗的桌子上，把半个馍吃完了。

两点四十，我从食堂出来。

出来的时候，他在后厨，把锅刷了最后一遍。

我站在门口，回头看。

两扇门在他后面关上了。门上没有锁，只插着。

街上，雪化了，地上是黑水。我踩着黑水走过去，走到十字街中间的岗台上。岗台上没有警察，岗台是水泥砌的一个圆台，我走上去，站在上面。

从岗台上，能看见食堂的正门，能看见二楼的窗子。二楼窗子上的报纸还在，糊了两年，一角被风吹开了，在那里翻。

我在岗台上站了一会儿。

然后我下来，往邮电局走。

走了七分钟。

那天晚上我在家里过了小年。

婆婆煮了面。石头吃完面就出去放炮，跟院子里几个孩子。

婆婆在灶上收拾，我在旁边坐着。

“素琴。”

“妈。”

“你今天回来得晚。”

“食堂今天最后一天。”我说。

“哦。”她说，“关了？”

“关了。”

她说：“以后中午你吃什么。”

我说：“我自己带。”

她把碗放进盆里，用水泡上。她泡碗的时候，眼睛看着水，没有看我。

“素琴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年轻的时候。”她说，“我在娘家，我们村有个磨坊。磨坊是公家的，一个磨，两个人推。我十六岁那年，磨坊散了，磨分给了人家。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她说：“那时候我在那个磨坊里认识建军的爸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跟你讲这个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是想说你什么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她说：“我这个人，眼睛不好，我不是看不见。我是看不清。”

她把盆里的水倒掉。

“你三十四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三十四了。”

“你还有好多年。”

她端着盆走了。

我坐在灶边上，把手放在膝盖上。

手上有面。

掰馍的时候沾的那一层白，我晚上回来的时候还在。我一天都没有洗。

我看着我的手。

然后我起来，去水管那儿。

我把水龙头拧开。冷水，手伸进去，麻。

我把两只手搓了一下，搓出来的水是白的。

搓到一半，我把水关了。

我把手从水里拿出来，在裤子上擦干。

手指上还有一层。

正月里食堂没有开门。

腊月二十三以后，两扇门上贴了一张纸，纸上写着“春节期间停止营业”。纸的四角是用面糊糊上去的，糊的人大概是随手，四个角糊得都不正，风一起，纸角就翘。

我每天中午走到十字街。

第一天是正月初四。我不是专门去的。我去百货公司买盐，从十字街过。

我走过食堂门口，没有停。

第二天是初五，我买菜，也从那儿过。

第三天，我停了一下。

我站在对着食堂的那边街上，站了大概一分钟，然后走了。

第四天，我站了五分钟。

第五天，我从邮电局出来，往东走，走到十字街，站在食堂门口。

门是关的。纸还在。二楼的窗子纸还在。

我站着，看了一会儿门。

门上有把新锁。

是一把黑铁锁，挂在两个门环上。这把锁不是食堂的锁，食堂的锁是那种老式的铜锁，吴桂兰收着。

一把新的黑锁。

我在门口站着，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。

后来我想明白了：谁盘下来了，谁就有锁。

那个人不一定是他。

正月十二，我中午照常走。

那天门开了。

不是全开。是两扇门，开了一扇，里面还有一扇半掩着。门边上靠着一根扫帚，扫帚上沾着白灰。

有人在里面收拾。

里面传出声音：什么东西在水泥地上拖，“沙——”，然后停，然后又是一声“沙——”。

我走过去，站在门口。

里面一个人，穿一件旧夹克，背对着门，正在拖一张桌子。

不是他。

那个人的背比他的窄。那个人的头发是黑的。

那个人把桌子拖到墙边，直起腰，抹了一把脸。

“谁？”他看见我。

“我。”我说，“什么时候开门？”

“正月十六。”他说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承包人。”他说，“我姓赵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。

他说：“你是要订饭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有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走了。

走出十字街，走到邮电局大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刚才一直走得很快。快得像下班的时候。

正月十六，食堂开了。

招牌换了。

原来是木头的匾，“国营县食堂”，漆掉了。现在换成一块白底红字的铁皮牌子，钉在门上面：

德 厚 饭 馆

我站在街上看着那四个字。

德厚。

我在那块牌子底下站了很长时间。

后来我进去了。

里面变了。

四张方桌还在，但桌子上的塑料布换了，换成新的，白的，上面印着一个花。凳子没有摞在桌上，摆开了。墙上的“为人民服务”木匾摘掉了，摘掉以后墙上有一块淡的方块，是木头挡的，别的地方被熏黄了，那块没有。

价目牌也换了，白底红字：羊肉泡馍 二元五角，加肉 五角。

窗口还是那个窗口。墙还是那道墙，口子还是一米二高，六十公分宽。

窗口里有人。

我看见了。

是他。

他穿着一条新的围裙，蓝的，比从前那条干净。他的白帽子换了，新帽子，硬。他站在锅前面。

锅换了。原来的那一口生铁锅，口子八十公分，锅沿上有一圈白铁亮痕。现在那口锅没了，换成了一口不锈钢的，亮得反光。

他站在新锅前面。

他也看见我了。

我们在一个方口子的两头，隔着井水一样的距离。

我走过去。

“一个馍。”

“两元五。”售票口里一个人说，是个年轻姑娘，坐在原来吴桂兰的位置上。

我掏钱。二元五，我递进去。

“票呢。”我要票根。

姑娘说：“什么票根。”

“票根。”

“没有票根。你端碗的时候报一下。”

我把手伸回来。

我拿着馍，坐到长条凳上。

长条凳换了。新的，刷了漆，红的。案子也换了，不是榆木的，是一块复合板，薄。

我拿馍，掂一下。

馍不是烙的，是机器压的。

机器压的馍是方的，边长八公分，厚度一样，边上有一条压出来的痕。它不硬，捏一下有弹性。它的外面没有干面，摸上去滑。

我把它放在手心里看。

它没有可以掐的那个角。它四个角都是圆的。

我试着掐了一下。

掐下来的不是碴，是一块整个的，边上是平的。

我把那一块放在指尖上，翻一下。它没有丝，也没有死面。它什么都没有。它就是一块面。

我把它丢进碗里。

我掰完了。

我掰得很快。掰完以后碗里的东西没有一个像黄豆，都像方糖。

我端着碗走到窗口。

他抬起头。

“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来了。”

他接过我的碗，看一眼。

他看了一会儿。

“机器压的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看见了。”

“我没办法。”他说，“机器压的馍，一天能出三千个。人手烙，我三个人一天只能烙八百个。”

“什么时候换的。”

“开张那天。”他说，“我算过。我一天卖一百二十碗。一碗掰二十分钟，一百二十碗就是四十个钟头。四十个钟头，我没有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别掰了。”他说，“机器压的馍，不用掰，泡得透。”

我说：“泡得透。”

“泡得透。”他说，“机器压的馍是发面的，一泡就烂。”

他把汤浇进碗里。

然后他把勺靠在新锅的锅沿上。

“叮。”

这一声跟从前不一样。铜锅和铁锅，声音不一样。铁的声音闷，钢的声音亮。

我端起碗。

走到桌边坐下，我吃了一口。

馍烂了。烂得很匀。烂得一口下去就是一碗稠的东西，没有颗粒，没有碴。

我吃完了。

我没有喝到最后一口。吃到一半，我把碗放下了。

从此我每天中午来。

每天中午，我从后院出来，走七分钟到十字街。

我买一个馍，二元五。我坐在长条凳上，掰——不，不是掰，是撕，捏。

我捏完了，端到窗口。

他在窗口里。

他舀汤，浇，推。

我们两个人一天说四句话。

“来了。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几个。”

“一个。”

有时候一句都不说。他看见我，我递碗，他浇，我端走。

我坐在靠窗的桌子上吃。这个位置还空着。来吃的人多了，有的时候没有位子，我就站在门口吃，站着吃完。

站门口吃的时候，他看得见我。

三月的时候，吴桂兰来找我。

她来邮电局，办存折。她在后院的窗口等着，我从分拣室出来。

“素琴。”

“吴姐。”

“你现在还天天吃泡馍。”

“天天。”

她说：“那家的不好吃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好吃了。”

她说：“馍是机器压的，我一口就能吃出来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一口也能。”

她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还去。”

我说：“习惯了。”

她看着我。她的眼睛不大。

“素琴。”她说，“我卖了十四年的票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在那个洞底下坐十四年。”她说，“我见过的碗，比你见过的信还多。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天天来吃的，什么样的人是来吃一回的。”

她说：“天天来吃的人的碗，是圆的。他吃着吃着，碗就转过来了，转了七八圈。”

她说完就走。

我站在窗口，看着她的背影。她走路的时候有点驼，四十七岁的人了。

四月，食堂的门口多了一个牌子。

牌子上写：

本店提供机器压馍、手工馍（需预订）

手工馍，一份加五角。

第二天我进去，跟那个姑娘说：“我要手工馍。”

姑娘说：“手工馍要提前一天订。”

“我今天订。”

“师傅不做手工馍了。”

“那这个牌子。”

“师傅说，有人要他才做。”姑娘说，“你要是要，我给你写上，看他做不做。”

“写上。”

姑娘在一个本子上写：四月六日，手工馍一份。

四月六日中午我去，他给我端了一个馍。

这个馍是手烙的，圆的，一面焦，一面白。掂一下，二两半。

我拿在手里，看了很久。

我坐下，掰。

我掰得很细。

掰完端过去，他看了一眼。

“这个细。”他说。

“黄豆大。”

他浇了汤，推过来。

我吃了。吃到最后一口，碗底有一片肉。

我抬头。

他背对着我，在擦锅盖。

后来，手工馍成了一件固定的事。

每天中午有一个人要。有的时候是两个人。五角钱，加到馍上，一天多五毛。

一个月十五块。我的工资一百六十八，十五块是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，比煤，比盐，比石头的学费之外的所有东西都大。

我算过，如果我不吃手工馍，一个月能省十五块。一年一百八。一百八，能给石头买一双皮鞋。

我还是每天要手工馍。

后来他跟我说：“你别要了。”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五角钱。”

“我给得起。”

“我知道你给得起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愿意赚这五角。”

“你不赚，别人赚。”

“别人不做。”他说，“这个县里现在只有我做。我手熟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就做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一个人做，一天做几个，我都记着。”

五月，我第一次站到窗外。

不是坐在里面，是站在外面的玻璃外面。

那天中午我到的时候，里面满了。新食堂开了两个月，来的人多了，四张桌子坐不下，有人蹲在门口吃。

我站在玻璃外面等着。

他在里面看见我。

我看见他抬起头，隔着玻璃。

玻璃上有一层水汽，是锅里的蒸汽。

他看了我一会儿。

然后他从窗口里出来，走到门边，把门开了一条缝。

“进来。”他说，“我给你找个位子。”

我说：“不用，我等一等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“我不进去。”我说。

他在门里站着。

“素琴。”

我说：“不进去。”

我把门推回去了一点。

“我站这儿。”我说。

他看了我一会儿。

“那我给你端出来。”

“不用端。”我说，“我等一会儿。”

他把门关上了。

那天我等了十几分钟，有人走了，我进去，坐下，吃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有时候站在外面。

不是因为没位子。是因为我发现站着吃，比坐着吃省事。

六月下雨。

下雨那天我从邮电局跑过来，头发湿了，站在屋檐底下。屋檐窄，雨水顺着瓦流下来，滴在我的肩膀上。

门开着。

他站在门里面一点的地方，往外看。

“进来避雨。”

我说：“不用。”

“下雨。”

“我知道下雨。”

“那你进来。”

我说：“我站这儿。”

他在门口站着，我站在外面。

雨把街上的土冲起来，一股土味。

“素琴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盘这个店，我借了三千二百块钱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。”

“整个县城都知道。”我说，“你老婆在供销社跟人说，说了两个钟头。”

他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他说：“她骂我了。”

“骂什么。”

“她说，你这个岁数，你借三千二百块，你拿什么还。”

“你怎么说。”

“我说，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拿什么还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。”

雨下得大了。

“你这辈子就这一件事。”我说。

“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。”他说。

七月的时候，他老婆来了一次。

那天中午我在外面站在玻璃边。里面有人在吃饭。

他老婆从东头过来。她叫秦月娥，四十九岁，在供销社卖布，人瘦，走路的时候头抬得高，肩膀往里收。

她手里提着一个饭盒。

她走到门口，进去了。

我在玻璃外面看着。

她进去以后，走到窗口，把饭盒放在台子上。

他把饭盒接过去。

他们说话。隔着一层玻璃，我听不见声音，只看见嘴动。

她说了几句，然后伸手，把他的围裙带子拉了一下，把后面的结重新系了一遍。

系完，她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。

然后她出来了。

她出来的时候看见了我。

她站在门口，看了我两秒钟。

然后她就走了，提着一个空的饭盒，往东头去。

我站在玻璃外面。

他在窗口里抬头，看见了我。

我们对看了一眼。

然后我转过身，走了。

我走了七分钟到邮电局。

到了邮电局，我坐在格口前面，把手放在膝盖上。

我把手里那个馍放在桌上。

那个馍是我今天中午要的手工馍，我还没有掰。

我看着它。

我拿起来，捏了一下。

八月，我开始一个星期来一次。

不来的时候，中午我在分拣室里吃。我带一个搪瓷缸，里头是昨天的剩饭，用开水泡一泡，放一点咸菜。

吃完，我在格口前面坐着，看信。

我用铁丝捅格口。这是分拣室的习惯，格口里有时候会卡信，用铁丝一捅就下来了。

九月的时候，石头上了初二。

他长高了，比我高出一头。他开始不愿意跟我一起走路。有一天他走进食堂，看见我在那儿坐着，他绕开我，去另一张桌子坐。

回家我问他为什么。

“你天天去。”

“我天天去吃。”

“你天天去吃那个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同学都知道。”

“知道什么。”

“知道我妈天天去那个食堂。”

“这有什么不能知道的。”

“人家说。”他说。

“说什么。”

他不说。

“石头。”

“人家说你在那儿站着。”

我把手放在膝盖上。

“我站着。”

“你站着干什么。”

“我等位子。”

“那你不吃就回来。”他说。

“我想吃。”

“那你买回来。”

我说：“买回来就不是那个味了。”

石头看了我一眼。

他十三岁，他的脸还圆，但是眉眼开始像他父亲。

“妈。”他说，“你以后别站着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后来我在门外站着的时候，看见过一次石头的同学，两个男孩，从街上走过，往这边看了一眼，笑了一下。

那以后，我站着的时候如果看见半大孩子，我就往前走两步，站到邮电局的东墙根底下。

那个位置看不见食堂的门。

冬天来了。

第一场雪下在十一月十八。

那天中午我坚持了。下雪天走路是八分钟，因为路上有冰。

我到了十字街。

雪下得很大，斜着下。我站在食堂的屋檐底下。

门是关着的，因为下雪。玻璃上结了一层霜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我把手套摘下来，把手放在玻璃上。

手心热，霜化了一块。

霜化了以后，我看见里面。

他在里面。

他一个人坐在一张桌边。桌上放着一个碗，碗里有一个馍。

他自己在掰。

他掰得比谁都细。

他把馍掐成一颗一颗，丢进碗里。他的手指头很大，但是掐下来的粒很小。他掐一下，在指尖上翻一下，然后丢进碗。

我看着他掰。

他掰了很久。

我数了一下，他掰了有十几分钟。一个馍，掰了十几分钟。

掰完了，他站起来，端着碗走进后厨。

我透过那块化开的霜，看见他给自己浇汤。

他把勺抬起来，浇在馍上。浇完，他把勺靠在锅沿上。

然后他把那碗端回来，坐下，吃。

他一个人在一间空食堂里，吃他自己掰的一碗馍。

我的额头贴着玻璃。

那块霜被我的脸温着，又化开一块。

我没有敲门。

一九九五年，食堂的生意好起来了。

他雇了两个人。一个人洗碗，一个端碗。那个姓赵的承包人，成了他的伙计。

县上的人都说，德厚饭馆是县里最好的泡馍。

他还在窗口里。浇汤的还是他。

我一天不来。

一星期来一次。

每次来，我要一个手工馍。他说：“今天有。”或者：“今天没有，我手上忙不过来。”

没有的时候，我就要机器馍。

机器馍我也吃完了。

我吃的时候不愿意想事。低头，吃，吃完，走。

一九九六年秋天，我调了岗。

不是升。是邮电局分了新的支局，人手不够，把我调过去当中午值班的人。支局在城西，从我家要走二十分钟。

从此我中午不经过十字街。

我改成一星期去一次，星期六。

星期六他不一定在。星期六他在。

他星期六也在。

我去的时候，有时候在门口站一会儿。

一九九七年，城西的路修了。修的路把十字街的角切掉了一块，绕了一个弯。从我家到食堂，走的是九分钟。

九分钟。我算了三回，都是九分钟。

一九九八年，石头上高中，去了地区。我婆婆眼睛看不见了，整天坐在窗边，说太阳。

食堂的牌子摘了一次，又挂了一次。换个底色。

有一回我去，看见招牌后面，那块木头匾还在。“国营县食堂”几个字还在，漆全掉了，剩一些浮起来的、像疤一样的东西。

旁边堆着几块板子，是那个榆木案板，被锯成三块，靠在墙上。

我站在那里看。

后来他出来倒水，看见我。

“那个案子。”我说。

“锯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锯。”

“占地方。”他说，“我把它擦了两个月，擦不干净。我就锯了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你要，你拿一块。”

我说：“我拿块板子干什么。”

“垫脚。”

“我家地是平的。”

他把桶里的水泼在街上。

“那就不要了。”他说。

我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那三块板子还在那儿，中间那块上有一个坑，是他揉面揉出来的坑。

二〇〇一年，婆婆走了。

二〇〇三年，石头在兰州上班，一年回来两次。

二〇〇五年，我四十六岁，办了内退。邮电局改革，我算一算，正好够内退。

内退以后，我中午没有事了。

我每天中午去十字街。

不是天天。一星期三四次。

有的时候我站在门外。有的时候我进去，要一个馍。

有的时候我坐在里面，我不吃，就坐着。坐完了，站起来，走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站在门外，一个孩子跑过来。

“奶奶。”

我四十多，被人叫奶奶了。

“奶奶，你不进去吃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一会儿进去。”

“你天天在这儿站着。”

我说：“我等人。”

“等谁？”

我说：“不等谁。”

孩子看了我一眼，跑走了。

那一次我站了很久。

我想：我在等谁？

我和他之间隔着多少？

一道玻璃，一个窗口，一道墙。

我没有等他出来。他也没有出来。

我不进去。他也不出来。

二〇〇八年，食堂拆了两个桌子，扩了一个隔间。

二〇一二年，他六十岁。

那天我在门外站着。

他出来倒垃圾。

他看见我。

“柳素琴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今年多大了。”

“五十三。”

他说：“我六十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干不动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把这个店给我外甥。”

我说：“你外甥。”

“我闺女的孩子。”他说，“二十五了，会做事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以后干什么。”

他说：“我回家。”

我说：“回家干什么。”

“坐着。”

他把垃圾桶放下。

“素琴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这十九年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十九年我一直……”

他没说完。

风从街的一头过来，把他那件棉袄的一角吹起来。

“你一直怎么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一直记着那天的馍。”他说。

“哪个馍。”

“最后一天。”他说，“你掰了四十分钟。”

我说：“今天我也能掰四十分钟。”

他看了我一会儿。

“你掰。”他说。

“今天我要机器馍。”我说。

二〇一五年。

他外甥接手了。招牌没换，还是“德厚饭馆”。

他不在窗口里了。

第一次没有他的那一天，我进去，要了一个馍。

“手工馍？”

“还有手工馍？”

“有。”他外甥说，“我舅教我的。早上他来做。”

我说：“要一个。”

馍是手工的，手切的手烙的。

我端到桌上。

我掰。

掰到一半，我停了。

那个馍的手法和他的不一样。他的手法是掐，掐下来的粒大小很均匀。他外甥的手法，是切。切出来的粒是方的。

我把它掰完了。

吃完，我站起来。

“师傅。”我叫窗口里那个人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这个馍，是你舅做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以后还做不做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二〇一九年。

有人跟我说，老高病了。

不是他老婆告诉我的。是吴桂兰。吴桂兰七十三了，住在城东她女儿家。我在街上碰见她，她坐在一个三轮车上卖菜。

“素琴。”

“吴姐。”

她说：“老高不行了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不行。”

“肝。”她说，“他喝了一辈子酒。他在医院。”

我说：“哦。”

“你不去看看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什么人。”

吴桂兰看着我。

“素琴。”她说，“你是什么人，我不知道。可是他这二十六年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他那二十六年。”我说，“我在门外站着。”

“你站在外面。”她说，“他站在里面。你两个站了二十六年。”

我没有去。

我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个下午。

那天门关着，里面没人，外甥在外面送外卖。

我站在门口，从下午一点站到五点。

第二天我去了医院。

医院的门口有一个牌子，“肃静”。

我在挂号厅里站着。

我看见收费窗口，看见那些蹲在走廊里的人。

我站了十几分钟。

然后我走了。

我没有进去。

老高是那年冬天没的。

十二月。

我不知道是哪一天。我是第二年才知道的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去了食堂一次。

招牌换了字。底色没换，字换了：“小高泡馍”。

我站在门口。

外甥在里面。

他看见我，出来。

“姨。”

“馍还有没有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手工的。”

“手工的没有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我舅没了，没有人做。”他说，“我一个人，我做不了手工。机器压的，一天能出两千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就要机器的。”

他给我端了一个。

我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子上。

桌子还在，塑料布换了，花不一样。

我掰。

机器的馍，我掐不动。我捏，捏成块，丢进去。

他把汤浇了，端过来。

我吃了两口，放下了。

我今年六十三。

我没有再要手工馍。

每天中午，我还是走那条路。

九分钟。

我站在门外。

不是每天了。是一星期两三次。

我站着，看一会儿里面。里面有几个客人在吃，有一个小孩，有一个穿工装的。

他外甥在窗口里舀汤。

他的手法跟他舅不一样。他浇汤的时候浇得高，浇得散，不压腕。

看着他，我想起那个压腕。

那是我这一辈子，见过最稳的一个动作。

去年冬天，我站在门外，看见一件事。

有一个人，四十来岁，坐在长条凳上掰馍。

这个人的手法是对的。他拇指抵进去，食指在下面兜着，一错。

他掰得很细。

我看了他一会儿。

我进去，站在他旁边。

“你这个掰得好。”我说。

他抬头，说：“我妈教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妈在哪儿。”

“我妈没了。”他说，“她从前在这个食堂吃过饭，她说，掰馍要掰成黄豆大。”

我说：“黄豆大。”

“她说的，最小的那个黄豆。”

我说：“你妈说得对。”

我走了。

今天我七点起床。

太阳好的时候，我坐在院子里。十一点半，我起来，穿外套。

我走九分钟。

我到十字街的时候，食堂的门开着。

里面有人在吃。

我站在门外。

我不进去。

我站着。

我的手在口袋里。

我把手拿出来，摊开。

手上有面。

这层白洗不下去。搓了三十年，还在这里，指纹的沟里，拇指和食指。

我看了看我的手。

然后我进去了。

“一个馍。”

“三块钱。”

我把三块钱递进窗口。

我在长条凳上坐下。

我拿那个机器压的馍，在手里掂一下。

我把它捏成块。

我捏的时候，用的是掐的手法。

我一颗一颗地捏，捏完了，端过去。

他浇了汤，推过来。

我把碗端到靠窗的桌子上。

那两个地方还看得见。这是我坐着的位置。

我坐下。

我低下头。

我吃。

吃完，我把碗端回去。

“碗。”

他接了碗，扔进水桶里。

我出来，站在门口。

街上风大。西北的风，带沙。

我站了一会儿。

然后我往邮电局那边走。

九分钟。

走的时候我算了一算。

最慢的事。

三十年前，掰一碗馍，我要用二十分钟。

今天我捏一碗馍，用了三分钟。

我走得很慢。

可是九分钟，还是九分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