邮局旁边那家照相馆，我从小学就看见它在。卷帘门上「柯达」两个字的红漆剩了一半，剩下那一半被太阳晒成了粉。
九月的县城，中午还是热。我拎着包从医院那边走过来，走到门口才想起自己忘了带伞，脖子后面全是汗。玻璃门里挂着几张放大的证件照，边上贴了一张纸：本店转让，冲印服务至月底止。
我推门进去，门上挂的铃「叮」的一声。
柜台后面没人。柜台上摆着一台老收银机，按键黄色的，一个玻璃罐里插着几支圆珠笔。墙上挂了一排相框，都是这座县城二十年前的样子：河边的渡口、文化宫的台阶、谁家孩子的百天照。
「有人吗？」
里屋的帘子被掀开。一个男人走出来，头发白了一半，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围裙，围裙前襟上有一块一块的药水留下的浅褐色印子。
「冲照片？」
「冲胶卷。」我说。
他站在柜台后面，没立刻伸手，只是看着我。
「什么型号。」
我把包打开，从最里面那一层拿出一个黑色的小塑料罐。柯达金胶卷的壳，灰黄灰黄的，盖子上有一圈划痕。罐身贴了一张已经发脆的纸，纸上是圆珠笔写的几个数字，字迹被汗和油磨得发虚，只能认出一半。
他伸手接过去，在手里转了半圈，然后抬头。
「这个号，早就不冲了。」
「为什么。」
「这个型号，2004年就停产了。」他把罐子放回柜台上，用食指按了一下，罐子滚了半寸，「药水不一样，工艺不一样，冲出来也不一样。这东西放了二十年， emulsion 硬了，一进药水就掉。」
「那能不能冲。」
「能试。试不好就全废，冲坏了没得赔。」
我说：「试。」
他看了我一会。这个人眼睛很硬，看人不像在看你，像在给一件东西估价。
「哪来的。」
「我姨母的。」
「她人呢。」
「去年走的。」
他把罐子拿起来，翻过来看了一眼底部，然后放下。
「二十四张。」他说，「这卷是二十四张的。」
「嗯。」
「行，放这儿。后天来拿。」
「能不能快一点。」
「不能。」他说，「这个药水得现配，配好了还得恒温。急不了。」
他从抽屉里拿了一张便签纸，用圆珠笔在上面写了「顾 二十四张」，写完停了一下，抬头：「姓什么。」
「顾。」
「名字。」
「不用写名字，我来拿就是。」
他没再问，把便签纸夹在收银机后面一个夹子里。夹子里已经有很多张这样的纸，都发黄了，看上去好多年没人来拿过。
我转身要走，他在后面说：「你姨母，叫什么。」
我停了一下。这个县城不大，二十年前的事，很多人记得。
「林秀云。」
他没说话。我回头看他的时候，他正在把那个黑色的罐子放进围裙口袋里，动作很轻，像拿着一块凉着的豆腐。
「我叫陈启明。」他说，「这店是我爸开的，我接了二十三年。」
「陈师傅。」
他点了点头。
我出了门。太阳正好移到邮局的屋檐外面，把整条街照得发白。走到第三个铺面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还站在门口，站在那半截「柯达」下面。
那天的热让我一整个下午都烦。回到档案室，我把风扇对着脸吹，脑子里却是那罐子在柜台上滚了半寸的样子。
姨母的东西是去年收拾的。她一个人住在老邮电宿舍的三楼，两间房，屋子里塞得走不动路。柜子顶上、床底下、抽屉最里面，全是塑料袋。塑料袋里是塑料袋，塑料袋里是药盒，药盒里是发票，发票背面写着几行日期，写着「交党费」「买米」「打给阿宁」。
我和我妈那边的亲戚一起清了三天。最后一天下午，我翻到一个铝制的饼干盒，盒子上印着八几年的花纹，已经很旧了。盒子里没有饼干，有十几张旧照片，一叠粮票，还有这卷胶卷。
照片我看过。都是别人的合影，单位的、厂里的、不知道哪一年在公园门口的。有几个人我认得出，有一个我认不得。
胶卷我没敢动。姨母一辈子没结婚，一辈子的照片都收在一个饼干盒里，我本来打算一起烧了。但烧之前我犹豫了一下——那卷东西没有冲，里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。
我妈那边的表姐说，扔了吧，人都不在了。
我说，冲出来看看。
她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犟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在医院的档案室里整理九几年的病历。这活很枯燥，一摞一摞地翻，把发霉的挑出来，把缺页的补上。窗外的树在响。
四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一声，是个本地号码，我没存。
「顾宁？」
是他。声音在电话里比当面软一点。
「嗯。」
「明天上午别来。」他说，「后天也别来。」
「为什么。」
「我配药的时候发现不对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这卷的片基有点卷，硬冲会划。我要先用废片试一下温度。」
「那要多久。」
「你什么时候有空。」
「后天礼拜六。」
「礼拜六下午三点。」他说，「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先有个数。」
「说。」
「这一卷，冲出来可能什么都没有。」他说，「放了二十年，就算药水对了，也可能只是一片白，或者一片黑。你要做好这个准备。」
我说：「好。」
「还有一种。」他又说。
「什么。」
「冲出来有东西，但跟你以为的不一样。」
我没听懂这句话，但也没有问。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档案室的椅子上，看着窗户外面那块被楼挡住的天空。风扇转过来，吹起桌上一张单子的一角，又落下去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在意这卷胶卷。
姨母这个人，我认识她三十年，一直觉得她是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屋子，四壁都是白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她在一家五金厂做会计，做了三十一年，退休以后在菜市场卖过两年豆腐。她每天早上六点起，晚上九点睡，不串门，不打电话，过年也不出去。单位分的那套房子，屋里的家具一直没换过，床单洗得边缘起毛。
她对我很好。我妈忙的时候，是她来接我放学。她会给我买那种两毛钱一根的冰棍，塑料皮是绿色的，舔到最后剩一根木棍，木棍上有股甜味。她从来不打我，也不说我。我考上高中、考上大专、考进医院，她每次都是同一句：好好干。
她死的时候是冬天。心梗，在菜市场，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提着一个装豆腐的袋子。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，值班的是我同事。我赶到的时候她被推在走廊上，脸上盖着一块布。我掀开看了，她表情很平常，像睡着了。
那天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。我发现我一点也想不起她年轻时候的样子。
我翻了家里所有相册，找不到一张她三十岁以前的照片。她像是从四十岁开始活的人。
这卷胶卷，可能是她三十岁以前的样子。
第二天上午，我把那卷东西装进包里带去了医院。
档案室在住院部后面那栋旧楼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夏天的档案室跟别处不一样，除了闷，还有一种霉。这楼里的每一张纸都在慢慢坏掉，我在里面干活，就是跟这个坏的速度赛跑。
我把胶卷罐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罐子很小，比我想的小。黑色的塑料，盖子上有一圈磨白的划痕，是被人反复捏出来的。罐身上的纸已经脆了，边角起毛。纸上的圆珠笔字迹发虚，我斜着凑到窗光下面，才勉强认出一半：一个名字的偏旁，还有两个字，看起来像「给我」，后面那个字被一片汗渍晕开，怎么也对不出来。
我给表姐打了个电话。
「那个胶卷，我去冲了。」
电话那边在响，是她家的电视。
「你还真去啦。」她说。
「嗯。」
「能冲出来？」
「说要试。」
「试什么。」她说，「你这个毛病就是这样，什么事都要搞明白。她那个屋子，我们清完了不就完了。」
「那屋里的东西，你清得干净吗。」我说。
她那边停了一下。
「你要说什么。」
「没说什么。」我说，「你记得姨母以前有没有过什么。」
「什么过什么。」
「就是，有没有人。」
电话那边安静了一会。后来她说：「没有。她那个人，一辈子就是这样。你别乱想。」
「我没乱想。」
「你要乱想我拦不住。」她说，「我劝你一句，冲不出来是好事。」
我没有接这句话。
挂了以后，我把胶卷罐又放回包里，包放在脚边，一直放到下班。
礼拜五下班，我从菜市场穿过去。
姨母以前在这个菜市场的第三排卖豆腐。她那个摊子很小，一块木板，两块石头垫着，案板上放一块白布，布上排着豆腐。她卖豆腐卖了两年，从六点卖到十点，卖完就收摊。我那时候在外面上学，放假回来去看她，她给我切一块，用一块纸包着，让我路上吃。纸很快就透油。
第三排现在是一个卖干货的。摊主是个胖子，正在用一台小秤称瓜子。
我买了两斤瓜子，往回走。
走到邮局那条街的时候，天已经黄了。照相馆的卷帘门拉到了底，那张「转让」的纸还在，被人撕走了一个角。
我在街对面站了一会儿。
有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很清楚：如果我明天走进那个店，问一句「那卷东西是谁拍的」，我姨母的一辈子就在这里被翻开来，摊在这条街上，谁都能过来看。
我抬头看了看那个半截的「柯达」。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店里那个白头发的男人，二十年前就在她身边。
回到家，我把饼干盒放在桌上，一个人坐到十点多。
中间我给姨母的手机号拨了一次。那个号去年冬天就停机了，我也没有去销。拨出去以后，电话里那个女声说：您拨打的用户已停机。我听了两遍，然后挂了。
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姨母的火化是我去的。那天早上七点，殡仪馆的车来接，我和表姐两个人。火化完了以后，工作人员把一盒东西端出来给我，说这是骨灰，里面可能有别的东西，你们自己拣。
我打开看，里面混着几块没有烧化的金属，还有两颗牙。我用手一块一块拣出来，放在一张白纸上。有一块是心脏支架的形状，蜂窝状的小网管，被烧得发黑。
殡仪馆的人问我要不要留着。我说不留。
现在躺在这里我想：她身体里一直有一个别人放进去的东西。二十几年。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。
那时候我以为这是她一辈子里唯一一件我不知道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