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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二楼砌墙
第 1 章 / 共 5 章

第1章 二楼砌墙

开工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六号,早上七点,天还灰着。

周建国站在围挡外头,先把这栋楼从左到右看了一遍。六栋的工地,只起来这一栋,起了半个身子。地上三层有楼板,板面上长着一层草,草的根扎在两块板之间的缝里。四层往上什么都没了,只有柱子,一根一根竖着,钢筋从柱头炸开,锈成暗褐色。下过雨,钢筋的尖上挂着水,风一吹就滴下来,落在地上砸出一小片一小片的黄。

围挡上的字晒掉了一半。“锦园三期”四个字剩下“锦”和“三”。

老郑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,拿脚尖踢了踢围挡的铁皮。

“进去看。”老郑说。

门是开了的,锁早撬掉了,铁链子挂在把手上,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进去是工地。塔吊拆走了,底座四个螺栓孔还在,孔里积着雨水。砖堆在西南角,七八年的雨,晒,冻,外头那圈已经粉了,一捏就散。水泥袋子堆在彩钢棚底下,板结成块,拿脚踹一脚,是石头的声音。

周建国蹲下去,掰开一袋。里头的灰是青的。

“这些不能用。”他说。

“知道。”老郑说,“今天下午进新料。你先把线放出来。”

“补哪几段?”

“二楼东头,一段隔墙。七年前只砌到窗台,上头缺一截,下雨往里灌,甲方验的时候拍照了,说不补齐不给结。”

周建国站起来,往楼梯口走。

楼梯在楼的南侧,混凝土的,做了三段,到三层半断了。断口那儿搭着一架竹爬梯,梯子的两头用铁丝绑在钢筋上。他站在楼梯口抬头看了看,没上,先回身从工具包里把卷尺拿出来,量了楼梯的踏步。

十七级,一跑到二层。踏步宽二百八,高一百六十七。

他上楼。

二楼没有外墙,只有柱子。风从两边的空当里穿过去,比楼下大。楼板上到处是积水的地方,水面上浮着一层灰。走了十几步,他看见了那间屋子。

东头,靠着最边上的两根柱子,竖起来一圈石膏板,围出一间。两米八宽,三米来长。一扇铝合金窗,窗框和墙之间有缝,缝里塞着纸,纸已经发黄,边上卷了。屋顶是用石棉瓦和一块铁皮搭的,压着几块砖。有一根电线从屋角拉出去,沿着柱子往上,不见头。地上有一根白塑料管,顺着楼板的边上绕过来,在每个转角处都用砖头压着,砖头压得很整齐,一块压一块。

屋里的门洞上挂着一块布,蓝的,洗得发白。

周建国在离屋子七八步的地方站住了。

他手里有图纸。图纸上写的是“二层东侧隔墙补砌,长3.2米,高1.2米,砖砌,M5砂浆”。图纸上没有这间屋。

他把卷尺拉出来,从柱心量到柱心。三千二百零三。八年前的东西,误差三个毫。

他蹲下来在楼板上放线,用红塑料线从这根柱子弹到那根柱,线在中途垂下去,他用一块砖垫住。然后站起来往后退几步,看线直不直。

布动了。

不是风吹的,风吹得方向不对。那块布往里头掀了一下,掀开一条缝。缝里有一个人的半张脸。

周建国没动。

布又放下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布从里面被掀开,一个人走出来。

女的,四十上下,个子不高,穿一件深蓝的棉袄,袖口磨得发亮,用别针别过。头发在脑后盘着,露出额头上的一条淡淡的印子,是帽子或者头巾勒的。她走出来,先看地在楼板上那条红线,再看他。

“你是来干活的?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他说。

“几时开的工?”

“今天。”

她点了点头,往楼板边上一站,背对着他,看楼下。楼下是工地,两堆粉了的砖,一块结块的水泥,草从缝里长上来。

“你们要砌哪边?”她问。

“东头,这一段。”周建国拍了拍身边的柱,“砌到窗台,高的一截补上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,“下雨往里头灌。”

“这屋是你的?”

她转过头来看他。她看他看了有两秒。

“我住这儿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把手里的皮尺放下来一点。

“住多久了?”

“七年。”

他说不出话。他抬头看这间屋。石棉瓦顶上压着的砖,砖的缝也对得整整齐齐。电线缠在柱子上,缠得不紧,留了余量,是懂电的人留的。那根白塑料管从二楼楼板边上绕过来,压管的砖一块一块,间隔一样。这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凑出来的。

“你在哪洗脸?”他问。

“管子里接水。”

“水从哪儿上来的?”

“底下。”

“下面有消防栓?”

“有。”她说,“我把盖子拧开了。拧了七年,没人来关。”

周建国把皮尺收起来。他忽然想到一个事:她在这儿住了七年,这层楼就这一间屋,他要是砌墙,抹灰,抬料,整天在她窗子外头走,那她这屋就不再是她的了。

“我不在这儿睡。”他说,“我白天在,晚上走。”

“晚上走不了。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外头没有车。你走到路口要四十分钟。冬天黑得早。”

他愣了愣。

“你走路过来?”

“我姓唐。”她说,“唐玉兰。”

她说完就转身回屋了,布帘放下。布一动,屋子里有一点点响,像有人把锅放回到铁架子上。

周建国站在楼板上,把线重新拉了一遍。线垂下来,还是那个数。

下午料到了。砖一垛一垛卸在楼下,新砖,颜色比旧砖浅。他一趟一趟地搬。小毛在下面和灰,手上戴着线手套,手套一下就破了。

“周师傅,那屋有人啊?”小毛问。

“有人。”

“住这儿?”

“七年了。”

小毛抬头往上看。二楼东头那块布帘垂着。

“这不得把人给关墙里头了?”小毛说。

“关哪儿?”周建国把一摞砖放在肩上,“墙砌在她窗子外头,窗户开在墙上。我们砌那一截,是墙的下面那一截。她窗子在上面。”

“那不就成她家有个窗台了。”

“本来就有窗台。”

“以前那窗台是空着,看得见楼下的。”

周建国没接。他往上走了两级台阶。他想的是小毛这句话。以前窗台是空的,看得见楼下;砌上去,窗台就有了,隔着窗台,她还能看见楼下,但底下那段就不通了。一段墙,从无到有,就把一个人的视线分了上下。

他开始砌的时候是下午两点。

先把底下清理干净,七年的灰,扫出来的东西里有一截铁钉,两块玻璃渣,还有半只塑料拖鞋,不知道是谁的。他拿瓦刀把旧砖面的浆刮掉,舔一下砖,砖上留一道水的印。摊灰,摆砖,敲平。第一皮砖找平,最慢。他砌墙的时候不说话,说也是说砖。

“这块太干。”他说。

“这块欠火。”他说。

“这块有裂纹,不要。”

小毛在旁边递砖,问:“周师傅,这砌多高?”

“窗台九百。”

“九百是吧。”

“九百。”他把线拉紧。

线一拉紧,墙就有了规矩。他砌到第九皮的时候,抬头看了一眼。布帘不知道什么时候掀开了一条,她在旁边看着。不是盯着他的手,是盯着墙。

他砌一皮,她看一皮。

“这一块歪了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低头看。他那一块确实往外出了一点,三四个毫。他把砖拿起来,重新放。

“你看得出来?”

“看不出来。”她说,“我怕你砌歪。”

“砌歪了抹灰能拉回来。”他说。

“抹灰拉回来,墙皮就厚一点。墙皮厚了,冬天就掉。”她说,“我在底下住过。掉在脖子里。”

周建国抬头看了她一眼。她穿那件深蓝棉袄,站在布帘边,一只手扶着门框。

“你在底下住过?”

“开始住工棚。”她说,“工棚拆了,我搬到二楼。二楼有楼板,雨淋不着。”

天黑得快。四点半不到,楼板上的线就看不清了。小毛把手机电筒打开,举着。老郑在楼下喊收工。

周建国把最后一皮砖放上,用瓦刀背敲了敲,把上头的灰抹平。

“明天再来。”他说。

“明天几点?”她问。

“七点。”

“七点我来给你开门。”

“这门不是没锁?”

“我拿绳子系着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笑了一下。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笑。

他收工具。瓦刀在一块砖上擦了擦,擦干净,插进包里。线坠挂在包带上。他站起来,膝盖响了一声。

“你今天砌了六皮。”她说。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你数了?”

“我数了。”她说,“明天,砌到第八皮的时候,你会砌到我窗台下面平。”

他顺着她的手看过去。窗台在墙的上面,窗户下沿离楼板有一米一十左右。他今天砌了六皮,一皮七公分半,六皮就是四十五。

“第六皮到第八皮之间差多少?”她问。

“二百二十五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明天上午十点半,我就看不见楼下了。”

周建国站了站。

“下半截砌完了,你还能看见上面。”他说。

“上面有什么?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什么也没有,就是空的。”

他把包背起来,往楼梯走。走了几步,回头。她还站在那儿,扶着门框。

“唐师傅。”他说。

“唐玉兰。”她说。

“唐玉兰。”他说,“明天我带一只手电给你,挂门口。”

“我不用手电。”她说。

“我用。”他说,“砌墙要看清线。”

下楼的时候,天已经全黑了。楼里没有灯。他在三楼半的那个断口停了停,回头往上看。二楼东头有光。不是手电,是一盏灯,黄黄的,从石膏板的缝里漏出来一条。

小毛在底下喊他。

“周师傅,”

“来了。”

工人撤了以后,这片就没有声音了。远处有一条国道,半夜会过卡车。周建国坐在工地门口的一块砖上,把手机拿出来,翻到女儿的那三段录音,点开第一段。

“我读过一本有趣的书,讲的是……”

女儿念得很快,中间换气没换好。

他听了三遍,然后把手机按灭,塞回兜里。

他真的没走。不是因为她说的那四十分钟,是因为料明天早上七点到,他要是回家,五点就得起床,还得倒两趟车。

他在一楼找了个背风的角落,靠墙铺了一块纸壳,把外套盖在身上。纸壳底下是楼板,凉的。他把工具包垫在头底下。

睡之前,他听见楼上有点声音。很轻,像是往地上倒水。

他躺着,把今天量过的数过了一遍。柱子中心距三千二百零三。踏步十七级,宽二百八,高一百六十七。今天六皮砖,四十五公分。窗台下沿一米一十。

这些数全都在脑子里排好,一排好,人就困了。

第二天早上他六点起,把纸壳卷起来放到砖堆后面。他上去的时候七点差十分。绳子系在门框和柱子之间,打的是死结,可他已经能从那边进去了。

她没有开门,因为她在那儿。

她蹲在墙的旁边,离白天砌的那一段有两步。她旁边放着一只搪瓷缸,缸里是热水。

“今天八皮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把瓦刀拿出来。

“八皮的时候,我这一面就到你窗台下面平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,“我昨天算过了。”

他蹲下来。天还灰着。线拉起来,红的那一道很细,很快就看不见。小毛在下面和灰,一铲一铲,铲子碰到灰浆桶的边上发出闷响。

砌墙的人心里是有数的。砌到第七皮的时候,周建国就把那块砖拿在手里掂了掂。第八皮是最后一块,砌上去,窗台下面那一节就闭合了。

他放砖。

“停一下。”她说。

他手停在半空。

“不用停。”她说,“你砌。”

“你还要看?”

“看。”

他把砖放下去。敲了三下。瓦刀抹平。

她在那儿,什么也没说。过了会儿,她站起来。

“你砌这墙,”她说,“是为了什么?”

“为了甲方结账。”

“不为了什么?”

“墙不砌,雨往里灌。”他说,“灌进来,二楼楼板就泡。泡久了,钢筋锈。钢筋锈了,楼就塌。”

“我在这儿住了七年,没塌。”

“没塌是运气。”他说,“塌之前都是没塌。”

她站着,往墙那头看。墙那边是空的,是二楼的楼板,一路铺开到南边。她以前在这儿看下去,能看见楼底下的草,看见砖堆,看见车停在围挡外面。

“现在看不见了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站起来,把瓦刀在一只桶沿上敲了两下。

“明天砌上面那一截。”他说。

“上面那一截,砌完了呢?”

“砌完了,就抹灰。”

“抹了灰呢?”

“抹了灰,我这活就完了,我往三楼走。”

她没说话。她回屋去了。布帘放下来,这一次放得比昨天慢。

周建国站在刚砌完的墙边上。墙只有九十公分高,抵到他大腿。他能越过去看见她的窗户,看得见窗框上塞的纸。

小毛上来递铲子。

“周师傅,这墙砌得真直。”

“平。”他说,“直是柱子的活。”

“晚上我们住哪儿?”

“你回城里住。”周建国说,“我在这儿。”

“我跟你一块在这儿吧。”

“你回城里,明天七点到。”

小毛哦了一声,收工的时候还是没走。他在一楼的纸壳旁边又铺了一块。

夜里,周建国在一楼,听见楼上有声音。

有一阵是挪东西,很沉,是砖。有一阵是水。水从管子里出来,落在桶里,桶不满的时候声音很响,满了以后声音就闷。这两样都对。

后来水停了,挪砖也停了,只剩那盏灯,黄的,从二楼的边上漏一小条。从一楼往上看,正好看得见这条光。很直的一条,一根头发那么细。

周建国躺着,把手伸出来看。他手上全是灰,指甲缝是黑的,虎口那道旧疤上糊了一层浆。

上工的第七天,窗台下面那一截砌完了。他砌完最后一块,蹲下来,把墙头上的浆抹平。

唐玉兰从屋里出来,站在墙边。

“砌完了?”

“砌到这儿,窗台就接上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你今天把抹子带来了?”

“带来了。”

“抹完就不用来了?”

“上面还要封三层的板。”他说,“我明天上三楼。”

她没应。

他抹灰。抹子推过去,墙面上起了一道一道的白。他抹完第一遍,回头看,她已经站在墙边上了,一只手撑着窗台。窗台是水泥的,上面有一块颜色深,是水浸的。

“这墙原先只是一截,”她说,“我在屋里,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你的头在窗户外头过。现在你的头就挡在那儿。”

周建国从桶里挖灰,抹第二遍。

“墙是我的活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。

她转头看他。

“我也在干我的活。”她说,“缝补,收废料。我在这屋里干了七年。”

“七年。”他重复了一遍。

“七年。”她说,“地底下那层,我一天扫一次。这间屋,我一天扫一次。我这块楼板,比谁家的都干净。”

周建国把抹子放下来。

“你家里还有人?”

“有个哥,在南方。”

“联系?”

“打过一次。”她说,“他说你别在工地上住,我问他给我在哪儿住,他就没说话。那以后我不再提了。”

他把抹子插进灰浆桶里,站起来,抹了一下额头。

“你手上有灰。”她说。

他低头看自己的手。他伸出左手,她拿手背碰了一下他的手背。她的手背是温的。

“这儿。”她说,“你拿手背擦。”

他没有拿抹子,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。

她笑了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她笑。她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往下,像是有点累。

“明天你上三楼?”她问。

“明天。”

“三楼几天?”

“三层没外墙,要先把三层的板浇完。板浇完了,我先在三层住。料在上面。”

“在老郑嘴里,这叫节约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把工具收拾好。

“唐玉兰,”他说,“你晚上别下楼了。”

“七年来我都不下楼。”

“我是说,天黑了别下楼。”

她了然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水管你要用就用。”她说,“有两处接头是我拿胶带缠的,别动。动了就漏。”

“缠得挺好。”他说,“你用的什么胶带?”

“电工胶带。”她说,“都是工地上捡的。”

他下楼的时候,天还没黑。二楼那段墙砌完了,抹了灰,白白的。她站在墙那头,从窗台上探出半个身子往下看。

“从明天起,我就能从这儿看见你了。”她说,“你在三楼,我仰头。”

他没回头。

“你砌到几层,就睡几层?”她问。

“规矩。”

“这楼一共几层?”

“图纸是五层。”

“五层。”她说,“那五层很快就到了。”

他下到一楼,回头看了一眼。

二楼东头,那扇窗子被墙围起来一半。上面还剩下半截是空的,能看见天。天是灰的,一层一层的云。

那天夜里,周建国没有睡在一楼,而是上到了三楼的楼板。楼板上的草有三指深,他把靠柱子那一块踩平,把铺盖卷铺开。风比二楼大。他枕着工具包,抬头能看见四层的柱子,柱子上的钢筋。

他把今天的数算了一遍。窗台下沿一米四。他砌了九十公分,抹灰五毫。明天上三楼,第一件事是封三层的板。板厚十二公分,浇完要养护七天。

七天。他心里想这两个字,觉得有点长。

三楼上什么也没有。他往下看的时候,东南角有光,从楼板的边上漏上来。那是二楼的灯。

灯光从一条缝里出来,落在三楼楼板上。他去那条缝的边上蹲下来,往下看。

下面就是那间屋。石膏板屋顶上的石棉瓦,石棉瓦上压着砖。砖是整齐的。缝里能看见一点点黄色的光。

他想说句话,往下。

想了想,没有说。


第 2 章 / 共 5 章

第2章 三楼封顶

三层的板要浇。

楼板厚一百二十毫米,钢筋是七年前就绑好的,铺在模板上,模板底下撑着木头顶。钢筋上落了一层灰,他用脚在上面蹭了蹭,露出底下一段青色的铁。

小毛戴着线手套,一段一段往钢筋上倒。

“这钢筋还能用?”

“能用。”周建国蹲下来看,“锈在表面,截面没蚀。锈得久了要拿钢丝刷。”

“谁刷?”

“我们刷。”

两个人拿钢丝刷在钢筋上刷了一天。刷的时候声音很难听,刺,磨,人牙根发酸。刷下来的粉是暗红色的,落在模板上,堆起来能装两簸箕。

到晚上收工,周建国的手腕肿了。

他在三楼的边上站着,往下看。二楼东头是那间屋。从他站的地方,正好看见石膏板的屋顶,石棉瓦压着砖。屋顶上有一片颜色深,是雨水存着的地方,草从缝里长出来。

他没看见人。

小毛在浇之前先要在楼板四周立一圈边模。立模的时候,他在西侧的那根柱子上,看见一个粉笔画的框。

框是方的,大概一尺见方,框里写了一行字,字被雨冲得很淡:

“周师傅,这儿不要留孔。”

字是用粉笔写在柱子上的,粉笔是工地上那种粗的白的,字写得很小,一笔一划。

周建国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。

“周师傅,看什么呢?”小毛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说。

他把这段边模往东移了二十公分。

浇板那天是个阴天。灰浆从楼下的搅拌机一路提上来,一桶一桶。两个人提着桶在三楼的钢筋网上走,走到位置,倒下去,再拿抹子摊开。振捣棒没有电,只能用铁锹背在钢筋上敲,把气泡敲出来。

浇到一半,下雨了。

雨不大,细细的,落在新浇的灰浆上,一下就渗进去。

“下雨要停?”小毛问。

“不停。”周建国说,“淋雨的板面要拿麻袋盖。”

他从三楼往楼梯走。走到二楼半的时候,他站住了。

楼梯的第二跑,从二楼半到三楼,中间有一个平台。平台上有人。

她坐在台阶上,背靠墙,两边膝盖上垫着一块布。布上是她带来的饭盆,盖着半个铝盖。

“你怎么上来了?”他问。

“我来看你浇板。”她说,“我上到这儿。你们说上面不让上。”

“上面危险。”

“我坐这儿不危险。”她说,“我坐在这儿,能看见三点。”

她伸出手,指了三下。三楼的楼板还没成形,只有钢筋,一层一层的铁网。透过铁网能看见天。下面是模板,模板下面是空的,穿过空能看见二楼的地,还能看见她屋子的一角。

“我这七年,”她说,“每天下午都会下楼看一回水管,上楼看一回这个钢筋。”

“看什么?”

“看它们还在不在。”

周建国在台阶上坐下来。他坐下一层,和她隔一级。他的手搭在膝盖上,手上全是灰浆,膝盖上糊了一片白。

“今天板浇完,”他说,“明天起我就在上面住了。”

“三楼。”

“三楼。”

她把铝盖掀开。盆里是面,上面卧着两个鸡蛋。

“吃。”她说。

“我手脏。”

“我拿了筷子。”她把筷子递过来。

周建国接住。筷子是竹的,用得很旧了,两头磨得发亮。他吃了一口。面是挂面,汤是清的,有一点油花。

“你哪来的鸡蛋?”

“下面的人卖给我的。”她说,“围挡外面有辆三轮车,每周二来。”

两个人都不说话了。雨从三楼钢筋的缝里落下来一点,落在平台上,落在她旁边的水泥地上,一个一个的小黑点。

“我在这儿住了七年,”她说,“你知道这七年,我这间屋里最怕什么吗?”

“漏水。”

“不是。”她说,“漏水我怕过,怕了两年就不怕了。最怕的是夜里没声音。”

周建国嚼着面。

“一个人住的地方,夜里是有声音的。”她说,“楼板自己会响,水管会闷响两下,风从哪个方向来都是有数的。我听了七年,都听全了。”

“那你怕什么?”

“怕多一个声音。”她说,“多一个声音,我就知道有人在。”

他把面吃完了。

“你不来,这儿就一直是那样。”她说,“来了个墙,也就多一条线。来了个人,就全不一样了。”

周建国坐在台阶上把面吃完。下午的雨没有停,雨声在钢筋的格子里走,一格一格的。

“我以前在工地上做过一个牛皮袋子。”她突然说。

周建国没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什么。

“七年前,停工的时候,工人们走了,只剩我一个。”她说,“我在二楼饶了一个袋子,装工地上剩下的铁钉。铁钉一毛五一斤,一袋能卖三四块钱。我饶了一年,卖了两百多。那就是我一年的米。”

周建国把筷子放下。

“后来不饶了?”

“后来不敢饶了。”她说,“饶到最后,我开始挠墙。把弹模上的小转尔头挠下来卖废铜,挠了一段时间,有一天我挠一个螺丝,挠到了一半,突然停下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停下来?”

“因为挠下来的那一个螺丝,是这个东西还站在这儿的原因。”她说,“一个东西站在这儿,靠的就是那几个螺丝。你挠了它,你就不能再住在它下头。”

周建国把这句话记了一路。

“你说对了。”他说,“螺丝是承重的。一个螺丝少了,就要少一份力。少一份力,力就压到另外几个身上。”

“所以我停了。”她说,“我把那个螺丝装回去了。装得很紧。”

她把手摊开。手心里有一道白的痕,很长。

“螺丝摆子磁在手上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伸手把她手心里那道痕看了看。他没碰她的手。

“换成我,”他说,“也停,我可能不停。”

她笑了。

“你说真话。”她说。

雨越下越大了。平台上开始有水。周建国站起来,把饭盆盖上。

“下去。”他说,“这儿一会儿就湿透。”

“你先上,我跟着。”

他在三楼站定的时候,回头往下看。她站在平台的边上,一只手扶着钢筋伸出来的那一头,抬头看他。

“周建国。”她叫他。

他停住。

“你昨天说的话,”她说,“料在上面,人就住上面。所以你今天就要搬到三楼了。”

“规矩。”

“规矩是谁定的?”

“工头定的。”他说,“定了二十年了。”

“你要是自己定呢?”

他把手里的铁锹换了个手。

“自己定也是这么定。”他说。

晚上一起收工,小毛问周建国:“周师傅,她真住在这儿啊?”

“真住。”

“她家人呢?”

“不知道。”周建国把瓦刀插进包里,“你别问。”

小毛吃了一口饭,把话咽下去了。

那天下午四点,雨停了。板浇完,最后一遍抹,抹完盖上麻袋。他和小毛把边模一条一条拆下来,拆完,天已经黑了。

小毛真的跟着他睡在了三楼。

两个人铺盖并排铺在三楼南侧靠柱子的地方,离边上两米。小毛十七岁,一躺下就打呼,呼声在空的楼里回。

周建国躺着,睁着眼看天。

三楼的板上面就是天。没有屋顶,没有四层。他头顶是一片黑,黑里慢慢浮出几个星。

四五点钟的时候,他醒了。不是被声音吵醒的,是被冷。他从铺盖里坐起来,看了看那边。

二楼东头那盏灯是亮的,黄的,因为隔着楼板,光变得很厚,像一块熬软的糖,从楼板那条缝里漏上来,落在三楼的地上,落到他脚边。光里有水汽在动。

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

第二天早上,小毛在楼板边上蹲着往下看。

“周师傅,她屋的门在哪儿?”

“东头,柱子和柱子中间。”

“那晚上要有人从楼梯上来,不就一下到她屋门口?”

“楼梯断在三楼半。”周建国说,“往上是竹梯,得从我们这块过。”

小毛哦了一声。

活是从三楼开始的。三楼的板养护七天,七天后才能上荷载。他们把水泥、沙子、砖往三楼倒,倒成一堆,再用水管子接上,和灰。

第七天下午,她上来了。

她从竹梯上来的。竹梯在她身底下吱吱响。周建国正蹲在楼板边上勾缝,抬头看见竹梯顶上一只手。

“慢点。”他说。

她爬上来,站定,把棉袄的下摆往下拉了一拉。

脚底下是新的楼板,灰黑色的,还没抹面。

“你怎么上来了?”

“送水。”她把手里的一只塑料壶提起来,“一天三趟。你们来回上下,我不会天天下来送。”

“你不用送。”

“你们三个人的水,从下面提上来,一趟二十分钟。”她说,“我提,十二分钟。我在这儿住了七年,这段楼梯我比你们熟。”

她把壶放在楼板边上。

“这层能站人?”

“能。”周建国说,“养护过了。”

她走到楼的边上,往东走。走到东头,她站住。

“从这儿能看见我家。”

“那是你家?”

“那是我的屋子。”她说。

他走过去,站在她旁边两步。三楼没有外墙,边上什么都没有,从脚底下一直到楼下的草,二十米,空着。往下看,二楼东头那间屋的屋顶就在斜下方不远处,石棉瓦压着砖。

“我看见的是屋顶。”她说,“我住了七年,第一次看见我的屋顶。我一直以为石棉瓦是平的,原来它陷下去一块。”

“水压的。”他说。

“水压的。”她重复一遍,笑了一下。

“你往下看的时候,就是我的屋顶;我抬头看的时候,就是你的楼板。”她说,“原来我们中间隔着一层楼板。”

“你现在站的就是这层楼板。”

她低头看脚底下。

“这楼板,”她说,“是第七天才算养护好?”

“七天。”

“那七天里我要是从下面往上敲呢?”

“敲不透。”他说,“一百二十毫米厚。”

“我刚才在下面敲了。”她说,“第一天敲了,你听见没有?”

周建国想了想。

“有。”他说,“我以为是灰浆里的砂子。”

“我在下面敲了三下。”她说,“三下,很轻。你听见了,你以为是砂子。”

她说完就不说了。她走到竹梯口,往下看了一眼。

“我下楼了。”她说,“水在这儿,喝完把壶放楼板边上,我上来收。”

她一级一级下去,竹梯响。到二楼半的平台,她抬头往上看,脸上的光拦在竹梯底下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睡在这块板上,”她说,“夜里有没有听见什么?”

“风。”

“没有别的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她说,“我在下面,听见你翻身。你的铺盖是棉的,翻起来是闷的一声。”

他没说话。

“你们睡在东南角,”她说,“两个人。你靠柱子,他靠外面。你翻身翻两回,一回在一点多,一回在四点半。”

竹梯在她脚下响,她下到了二楼。

周建国站在三楼边上看她走。她过了二楼的楼板,走到东头,进了那间屋,布帘落下来。

“周师傅,”小毛凑上来,“她怎么什么都知道?”

“住一栋楼的人都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一栋楼里没有几个人。”

“那也就知道。”

下半天他们砌三楼的隔墙。图上有三道,把三楼分成四大间。周建国砌到东边那道,砌得离楼板边远了些。

“这道墙怎么往里退了?”小毛问。

“退一砖。”

“图上是贴着边的。”

“贴边的话,三楼就看不见二楼。”

“看不见二楼怎么了?”

周建国没答。他把线拉紧,砖摆上,敲三下。

四点多,小毛去楼下扛水泥。周建国一个人在三楼,把墙上的一道灰抹平。

她在。

她站在竹梯顶上,只露出头和肩膀。

“我上来喝水。”她说。

“壶在边上。”

“我不是来喝水。”她说。

她上来了,站在第三道墙这一头。

“你今天把这道墙往里退了一砖。”她说。

“你看见了。”

“我在下面看见墙的影子落在二楼楼板上,比昨天短了一砖。”

“这墙贴着边砌,三楼的边就没有道了,人走过太危险。”

“还有一个原因。”她说。

他把瓦刀放下。

“有。”他说。

“你说。”

“这道墙贴着边砌,三楼边上也能站人,站在边上往下看,能看见你屋的窗。”他说,“退一砖,站在墙这边,只看得见一半的楼板,看不见窗。”

她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

“那你退一砖,是为了我。”她说。

“为了安全。”他说。

“两个都对。”她说,“周建国,两个都对。”

她走近一步。

“你手上的灰,抹在脸上。”她说。

他抬手,还没到脸,她伸手拦住了他的手腕。

她的手心是凉的。她的手指搭在他手腕的背面,轻轻地压了一下。然后她把手拿开。

“往上有。”她说,“你刚才蹲着,灰是从上面落下来的。”

他自己的手背往上抹,抹下一道的白。

她转过身去,往竹梯那边走。

“我去给你烧水。”她说。

“壶里还有。”

“壶里的凉了。”她说,“今天冷。”

她下去了。

三楼封顶前的那两天,风大。周建国砌西侧那道墙,手上的线总被风吹斜,他拿小石头把线坠压住。

老郑上来看了一次,看完说好。

“小周,你这墙砌得比三层板好。”

“板是浇的,墙是砌的。”

“你这墙比图纸的漂亮。”老郑说,“图纸上写得跟个框子一样,你这墙进去一砖,出来半砖,有模样。”

“老郑,这一层再往上就是四层了?”

“四层。”

“四层几时开始?”

“钱没到,开不了。”老郑把嘴里那根没点的烟换到另一边,“四层先备料,板上去了,砖也上去,钱到了就干。”

“备料备多少?”

“砖一半,水泥一百包。”

“砖一半,砌到四层一半就停了。”

“停就停。”老郑说,“停了我们等钱,你们别搬。”

老郑说完就下去了。周建国站在三楼的边上看他走,看他从楼梯上下去,进了围挡外头那辆面包车。

“老郑。”传周建国叫住他,“二楼那个女的,你们以前知道吗?”

老郑在车门边上停下来。

“知道。”他说,“七年前就知道。当时掉过一回电,二楼那根线被隨手拉歪了,虽然没事,后来我让人去正,就发现屋里有人。”

“你没让她走?”

“让了。”老郑把烟从嘴左换到右,“她问我让她去哪儿。我没话说。那天没话说的人不只我一个。”

他把车门拉开,坐进去,又把窗摇下来。

“小周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不用为那个墙多想。”老郑说,“你砌墙,不是拆墙。拆墙的人才多想。”

那天晚上,小毛回城里了。第二天是他娘生日,他跟老郑请了半天假,晚上就走了。

周建国一个人在三楼。

他把铺盖铺好,把工具包垫在头底下。三楼的楼板已经抹了面,地面是灰白的,光从楼下漏上来,能看见板上一道一道的抹痕。

有一阵,从底下上来一声很轻的响。像是有东西碰了一下楼板,一下,两下,三下。

三下。

他把手从被子底下抽出来,在楼板上敲了三下。

过了一会儿,底下又上来三下。比刚才重一点。

他坐起来了。

他下楼。竹梯晃。到二楼半的平台,看见那束手电光从平台底下扫过来。

她站在平台上。

“我来这儿。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你听见了。”她说,“你敲回来了。”

她的声音在黑里,很平。

“你为什么不睡二楼?”她问。

“没地方。”他说,“料都堆在二楼,堆到窗台下头。”

“你可以睡我屋外的楼板。”

“那是你的门口。”

“我不关门。”她说,“门口那块楼板是空的。”

他没说话。

“七年,”她说,“我门口那块楼板一直是空的。你现在给我砌了一堵墙,上头又睡了一层人。”

“这楼完了就撤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。

“撤了以后,你还是在这儿。”

“我还是在这儿。”她说。

她把电筒关了。

黑里,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,一个近,一个远。

过了一会儿,她把手电又打开。

“你上楼吧。”她说,“上面风大。”

他上楼了。

第二天早上,三层的板最后一块浇完。周建国和小毛把最后一条边模拆掉,拆完,他站在三楼的边上,把手放在新浇的墙顶上。墙是凉的。

九点多,她上来。

她手里端着一只碗。碗里是热水,放了一块姜。

“喝了。”她说。

他喝了。辣,从喉咙一直到底下。

“这三层,”她说,“你们封完了?”

“封完了。”他说。

“封完了你就上四层?”

“钱没到,上不去。”

“那你还睡这儿?”

“睡这儿。”他说,“料在这儿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你在三楼,”她说,“我在二楼。一层楼板,一百二十毫米。”

“一百二十毫米。”

“我往上敲三下,你听见了。”她说,“你在上面翻个身,我也听见了。”

她把碗拿回去。走到竹梯口,她停下来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以前我们中间是一堵墙,一块布。”她说,“现在是一块板。板比墙近。”

他站在那儿,手里还拿着那只碗的空印子。

“板是平的。”他说。

“墙是竖的。”她说,“板是横的。竖的挡眼,横的挡声音。”

“板不挡声音。”

“对。”她说,“板不挡声音。”

她下去了。


第 3 章 / 共 5 章

第3章 四楼砌到一半

四层没有楼板。

三层封顶后的第九天,水泥和砖上到了四层。没有板,料就摊在铺开的一块跳板上,跳板一头搭在三层楼板的边,一头搭在一根伸出来的工字钢上。走上去会响,会晃,晃得人脚底下发软。

周建国在上面砌四层柱子和柱子之间的墙。图纸上写的是加气块填充墙,可图纸里没给加气块,老郑说先砌砖,砖便宜。

砌到一米一的时候,钱断了。

那天下午三点,老郑站在楼下打电话,来回走,走了二十分钟。挂了电话,他抬头往上看。

“停!”他喊。

“停到什么时候?”

“等钱。”

“等几号?”

“等钱。”

那天晚上,工地上的人走了一半。小毛跟他娘回了县里,等通知。老郑的面包车也开走了。

周建国没走。四层上有料,一百多包水泥堆在跳板后头,上盖塑料布。冬天要下雨。

他把塑料布四个角都用砖压住。

四层没有板,他睡跳板上。跳板两块并起来一米宽,他侧着睡,翻身的时候要小心,慢一点。

那夜风大。风从六根柱子中间穿过去,把塑料布吹得鼓起来,一下一下,像有人在拍被子。

他半夜起来,下去看塑料布。下竹梯的时候他数了一遍:四层到三层十一蹬,三层到二楼半九蹬,二楼半到二楼八蹬。

二十八蹬。四层到二楼,二十八蹬。

二楼半的平台上有光。

她坐在平台上,身边放一只搪瓷盆,盆上盖着一块布。膝盖上摊着一根东西,借光在看。走近才看出是那根白塑料管上的一截,接头的胶带开了。

“你怎么坐这儿?”他问。

“你下来了。”她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下来了?”

“我听见跳板响。跳板一响,就是有人从东头往西头走。你走了七步。八步就到边上了。”

他在她上一级台阶坐下。

“钱断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听见了。”她说,“你们喊停的时候,我在屋里。”

“要停一阵。”

“多久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她把管子放在膝盖上。

“四层上头,”他说,“没有板。我睡在跳板上。”

“我看见了。”她说,“从窗子左角往上,看得见你那张跳板的一头,还有你的黑胶鞋。”

“你看得见我?”

“我看得见你的鞋。”她说,“鞋头朝里,就是躺着。”

他低头看自己的鞋。黑胶的,脚腕那一圈有反光条。

“我给你带了面。”她把盆上的布掀开,“我不吃,你吃。”

面是热的。

他吃了一半。她坐在旁边,把管子的胶带拆开重缠。

“该缠三圈。”她说,“缠三圈才不漏。上次我只缠了两圈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我看水压。”她说,“水从楼下上来,到二楼就不够劲。我洗头得先接半桶,再从楼下提一桶上来。”

“你在哪儿洗?”

“屋里。”她说,“布帘夹住,拿桶冲。冬天冲得快,冲到一半水就凉了。”

他没接话。

“七年。”她说,“我洗了七年冷水,后三年是半冷。”

她缠完胶带,把管子递过来。

“你试试。”

周建国捏了一下。缠得很紧。

“你手上活好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是你教的。”

“我没教过你。”

“你教我数。”她说,“你说砌墙要数皮数。我昨天晚上在下面数了你翻身的次数。”

“数那个干什么?”

“有用。”她说。

停工第二个晚上,雨到十点才停。他从四层下来,在一楼把一只桶灌满,提到二楼半,把桶放在平台上。

桶底碰地的声音很响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这几天下楼,下得多了。”

“没活干。”

“没活干的人,不下这么频。”她说,“你一天下四回。一回提水,三回不提水。”

周建国没说话。

“你不用点。”她说,“点了也不一定有人开。”

“点了我进去。”他说。

平台上没声音了。过了一会儿,底下传来一句,很轻。

“那你点吧。”

他把剩下的面吃完,站起来要上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今晚能不能别上去。”

“料在上头,要下雨。”

“今晚不下。”她说,“我看了天。”

他往下走了半步。

“我在屋里听见跳板响,”她说,“就知道你在上头站着。站着的时候跳板不响,走的时候才响。你站着的时候,我一回也没上去。”

“上头危险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,“我不是要上去。我是想,你在跳板上站着的时候,把那块板往下敲两下。”

“干什么?”

“让我知道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看着她。她脸上没有表情。

“两下?”

“两下。”她说,“三下是白天你砌墙的节奏。两下是我在你睡觉的时候数出来的。”

那天夜里他回到四层,在跳板上站着,把脚底下那块板敲了两下。

底下很快回了三下。

他又敲两下。底下回两下。再两下,再两下。

从那天起,两个人有了私下的接头。

停工第三天早上,他下楼打水。水在一楼,四层没有。

他从二楼东头的窗子底下走过。窗开着一条,吹出来的气是温的。

“吃了吗?”她的声音从窗子里出来。

“没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他在窗前站住。

“这一步进去,”他说,“就不一样了。”

“就是进去。”

他进去了。

屋里地扫得很干净。水管接在墙角,一按就有水。屋里有一只铁皮箱子,看着像原来工地上丢的工具箱;一个用砖搭的台子,台子上放着两个碗和一只铁盒。东窗底下是一张板搭的床,铺得很整齐。屋角吊着一盏小灯,灯罩是用铁皮剪出来的。

“坐。”她说。

他坐在床沿上,坐得很靠边。

她递给他两个馒头。馒头是凉的。

“我这儿不生火。”她说,“烧一顿费一把柴,柴是我从底下捡的纸箱子。”

“省着?”

“省着。”她说,“一天只烧一次,下午。”

他吃馒头。馒头干。

“你左手虎口上那道,”她说,“怎么来的?”

“刀。”

“哪一年?”

“十几岁。”他说,“在县城,跟着师傅砌墙,砌得不稳,墙倒了,砸在手上。”

“墙怎么会倒?”

“灰不对。”他说,“水多了,砂子是海砂,不结。”

她听着,两根手指在床沿上撑着。

“你见过砌墙的人手底下软吗?”他问她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见过。”他说,“往灰里多放两把,少放一把水,砌起来好砌,砖推得动。这种墙看着是墙,过两年墙皮就鼓。”

“鼓起来的墙,你看得出来?”

“用手摸。”他说,“按着往下摸。哪里软,哪里就有事。”

屋里这时候安静下来。灯光把箱子、把碗、把那根管子都照得发黄。

“你摸摸我屋里,”她说,“哪儿软。”

他站起来,在石膏板围出的这一圈里走了一圈。手掌按墙板,一段一段往下按。

“这面后面是空的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是我家的外面。”

“你可以不按这个算。”

“按这个算。”她说。

他接着按。按到床头后面那一小块,停了一下。

“摸到软的?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,“这儿有一条砖缝,你塞了东西。”

“塞的是一块砖。”她说,“那块缝太大,我用编织袋裹着砖塞的。”

“为什么塞?”

“那头有个窟窿,看得见楼下面的水管。”她说,“我睡了七年,头冲的那面,是立着的。”

“我看不见。”他说,“我摸着这面立着的墙,摸得出一条砖缝。”

“你摸得出来。”她说,“我摸了七年,摸出来的全是硬的。”

“硬的是什么?”

“硬的,是没人。”她说。

他没再说话。

雨又下起来,先敲在石棉瓦上,后来连成一片。

“你今晚别上去。”她说,“雨大,塑料布会吹开。”

“吹开我就得上去。”

“你上去,塑料布也不会跑。”

“里头是钱。”他说,“一百多包水泥,几千块。”

“你不是老板。”

“我是瓦工。”他说,“瓦工的料,就是他的脸。”

她看了他一会儿。

“那你上去。”她说,“上去的时候把布帘放下。”

他把布帘放下,放得很轻。

四层的塑料布没有吹开。雨到天亮就停了。

第五天,她的屋子里来了人。工地上还有几个守夜的,住在围挡外头的板房里。周建国在四层往下看,看见一个人从二楼的窗子底下进去了。在里面待了十来分钟,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袋子。袋子是她的。

他下楼。

“那人是谁?”

“收东西的。”

“收废料?”

“收瓶子。”她说,“我攒了几年,一毛五一个。”

“他进你屋了?”

“进了。”她说,“他每回都进。”

“你屋里没什么可丢的。”

“我不怕丢东西。”她说。

她把袋子里的东西数了一遍,给他看。

“一百四十二个。”她说,“我数过了。”

到第八天,钱到了一半。

老郑来了,后头跟着一辆车,把水泥拉走十包,砖拉走一垛。

“一千块,先干到年底。”老郑说。

“一千块不够一层楼。”周建国说。

“我知道不够。”老郑说,“够砌到雪前。”

“砌不到雪前。”

“那就砌到雪下来。”

小毛也回来了,脸黑了一圈,他娘给他带了一块腊肉。他在四层看了一圈。

“周师傅,这四层怎么没板?”

“没板。”

“那我们睡哪儿?”

“睡跳板上。”

“跳板三块,两个人。”

“你睡那块,我睡这块。”周建国说。

“那我睡跳板,底下能看见什么?”

“看得见二楼。”周建国说,“二楼东头有个窗户。”

小毛探头往边上看了一眼,缩回来。

“那不什么都看得见?”

“看得见一扇窗。”周建国说,“窗里有块布。”

晚上两个人坐在跳板上吃饭。底下传上来一个声音,很模糊,听不清词,只听见节奏,一句一顿。

“周师傅,她在唱戏?”

“她在念。”周建国说,“念什么我听不清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唱?”

“唱过。”周建国说,“刚来那几天,她唱了半句,半句就接不上了。”

“哪儿断了?”

“最上头那一步过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过不去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雪过了三天。

天一晴,工地上就有人回来。小毛先到,带了一把铁锹。

“周师傅,开工了?”

“上去清雪。”

两个人在四层清了一上午。雪从跳板上扫下去,从墙头上扫下去,从水泥包上扫下去。清完,墙头那一米变成了水渍,下头三十公分颜色很深。

下午老郑上来,在墙头上摸了一手。

“这墙要不要拆?”

“不拆。”周建国说,“砖墙不怕湿,怕冻。冻到开春就要看了。”

“开春你还没在这儿。”老郑把烟换了个方向。

老郑在跳板上站了一会儿。

“小周,你这次这么上心,是不是有点别的事?”

“没有。”周建国说。

老郑没再问。下去之前他说了一件事:甲方那边在改图。

“改什么?”

“改层数。”老郑说,“听说要加。”

“加一层,工期加多少?”

“加了再说。”

周建国一个人在上头站了一会儿。

夜里他睡在最北那根柱子边上,贴着墙。风从西边来,他把被子拉到下巴。

十二点多,底下敲了两下。

他不确定自己醒了没有。他伸手到跳板上,敲了两下。

下面回三下。

三下在这楼里是白天的语言,是“墙砌好了”、“这儿没事”、“开工”。两下是另一种语言。

他把手收回被子里。手冷。

那年雪下得早,十二月的最后一周。

雪前那晚,周建国从四层下来。他在楼梯口站住。二楼东头,窗子里亮着灯。灯在夜里显出一个方块,在窗台以上,在墙以上。

他走过去。

“唐玉兰。”

布帘掀起来。

“进来。”

他进去了。屋里比外头暖和。小灯开着。

“明天要下雪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,“我闻到了。”

“雪下起来,四层的料就压不住了。”

“你那四层的墙呢?”

“砌到一米一。”

“雪压在一米一的墙上。”

“压不塌。”他说,“就是白砌了,上头要清。”

她坐在床沿上,靠着窗台。窗外是雪前的黑,什么都没有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,这楼到底能不能砌完?”

“能。”他说,“甲方有钱就能砌完。”

“甲方要是没钱?”

“那就这么着。”他说,“永远半截。”

她低了一下头。

“我有时候想,”她说,“这楼就这个样子,也挺好。三楼有人,四层有墙没板。你睡在上头,我睡在底下。谁都不用往上去。”

“你不想往上去?”

“往上去就是空的。”她说,“我这间屋,是这栋楼里唯一一个能关得住的地方。”

“明年开春,”他说,“这楼要封顶。封了顶,楼里就住人。上头住满了,才算楼。”

“那我呢?”

“你是第一个。”

“我不是住进来的。”她说。

他没能接上。

她站起来,绕到他跟前。

“你冷不冷?”

“不冷。”

“你手上都是灰。”她说,然后把他的手拿起来。

她没有再说什么。她拿自己的手帕蘸了一点水,把他左手手心擦了。手指按在他手心上,按了几下,把灰擦掉,虎口那道疤露出来。

“这道疤,”她说,“跟我的手心一样长。”

“它长在十几年前。”

“我这个,长在七年前。”她说。

她把手帕收回去。

他站在那儿。屋里静得能听见管子里有水。

“明天要下雪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说。

走出窗子的时候他回头。她的脸在小灯底下,很黄。

“我要把铺盖搬到四层中间那根柱子上。”他说,“最北的那根。四层没有板,但柱子和柱子中间有一面墙。那儿最背风。”

“最北的柱子。”她重复了一遍。

“从你的窗子往外看,最北的那根柱子,是最左边的那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那天夜里她算了算。她听见他的脚步在四层的跳板上走,从东到西。她数着。然后跳板不响了。

她仰头看。四层没有板,只有柱子、跳板,还有一件外套挂在柱子上。

从那块跳板上往东南看,能一直看到二楼的窗。她的窗。窗就在他视线的头上。

雪过了三天。

天一晴,工地上就有人回来了。小毛先到,带了一把铁铲。

“周师傅,开工了?”

“上去清雪。”

两个人在四层清了一上午。雪从跳板上扫下去,从墙头上扫下去,从水泥包上扫下去。清完,墙头那一米变成了水渍,下头三十公分色度很深。

下午老郑上来,在墙头上摸了一手。

“这墙要不要拆?”

“不拆。”周建国说,“砖砌的墙不怕湿,怕冻。冻到开春就要看了。”

“开春你还在这儿嘛。”老郑把烟换了个方向。

“你在,就不会。”周建国说。

老郑在跳板上站了一会。

“小周,你这次这么上心,是不是有点别的事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也就是说这楼就这样了。”老郑说。

周建国没回话。

他睡在四层最北那根柱子边,贴着墙。风从西边来,他把被子拉到下巴。

十二点多,底下敲了两下。

他不确定自己醒了没有。他伸手到跳板上去,敲了两下。

下面回三下。

三下在这个楼里是白天的语言,是“墙砌好了”、“这儿没事”、“开工”。两下是另一种语言。

他把手放回被子里。手冷。

第二天早上下雪了。

她把窗子开了一条缝,伸出手,接住一片雪。

楼上传来跳板的响。他从柱子上下来。

她抬头看。他的个子她不认得,他做事的样子她认得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声音出了窗户就被风撕了,听不清。

她把窗户关上。


第 4 章 / 共 5 章

第4章 五楼图纸改成六层

改图的纸是一月十号下午到的。

老郑拿着一卷图纸上四层,边走边拆。图纸卷得很紧,拆的时候纸边一弹,弹在他手背上。

“六层。”他说。

周建国把瓦刀擦干净,接过来。

图纸上还是那栋楼,柱子编号不一样了,层数多了。五层的标高从原来的位置往上提,上面再加一个六层。总高改成了十九米二。

“原来多少?”

“十六米二。”老郑说,“加三米。”

“六层怎么这么薄?”周建国看剖面,“五层和六层之间的板,一百毫米?”

“原来是屋面。”老郑说,“现在改成楼板,加了钢筋。”

“加了钢筋也不够。”周建国说,“屋面原来只承雪,不承人。现在是人,是家具,是瓷砖。”

“图纸上算过了。”老郑说。

“图纸上一算,钱就来了。”周建国说,“多一层,回工钱另算?”

“你要多少?”

“不是我多少。”周建国说,“是这一层加多少活。柱、梁、板、墙,一共多少?”

老郑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四下的纸。

“按二次施工签证,一层四万八。工期十八天。”

周建国把纸拿过来看。

“十八天,一层楼。”他说,“我们这四层砌了一个月。”

“你现在没有别的活。”老郑说,“这楼盖到六层是好事。盖完你们撤场,跟我下一个工地。”

“盖到六层,我睡哪儿?”

老郑抬头看他。

“睡六层。”

“封顶那天呢?”

老郑不说话了。

“封顶那天,楼顶浇完,我就睡在楼顶上。”周建国说,“楼顶上没墙,没窗,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那你换场。”老郑说,“或者回县里。”

周建国把图纸卷起来,递回去。

“钱呢?”他问。

“甲方先打一半,剩下的封顶后一个月。”

“一半,够到五层。”

“那就是。”老郑说,“够到五层。”

晚上,四层闹哄哄的。小毛他们几个都在,听说明年有活,都高兴。小毛说要跟他爹说一声,说这楼能盖到六层。

“加一层,我们多干半个月,多挣半个月的钱。”小毛扒着饭,“周师傅,你怎么不笑?”

“我在算。”周建国说。

“算啥?”

“算人。”

“算什么?”

周建国没答。

第二天下午,她上来了。一级一级上竹梯,到四层站住,把手上的东西放在墙上。

“听说加了一层。”她说。

“加了。”

“谁定的?”

“甲方。”

“甲方是谁?”

“就是钱。”

她把围巾的边塞进棉袄的领子里。

“多一层,你要多睡一层?”

“多一层,我多睡一层。”他说。

“我还在二楼。”

“你在二楼。”

她转过身,走到楼边上。四层的高度,从这里往下看,二楼东头的屋子明显小了,石棉瓦屋顶上的一层雪化成了一道一道的水印,风一吹就干,留下一道道的白。

“从这儿下去,多少级?”

“二十八。”

“往上呢?”

“五层二十七。”

“六层呢?”

“还没做。”

“你要睡到六层去,就是两次二十八级。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她把手放在肋骨上。

“那你上去了,得回来。”她说。

“下来。”

“下来。”

风从东边过来,把她头发吹得贴在脸上。周建国看见她把头发按了一下,按在耳朵后面。

“周建国,我问你一个事。”她说。

“问。”

“我今年四十四。”她说,“你今年多大?”

“三十八。”

“你家里有人吗?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有。”他说,“有一个女儿,上初二,在县里。”

“她妈呢?”

“在县城。”他说,“她妈在去年以前还是我老婆。”

她看着他。

“去年。”她说。

“去年三月。”

“你没跟我说过。”

“你没问过。”

“我问了。”她说,“我上次问,你说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儿。你没说她妈在哪儿。”

“我问了你家里还有人吗,你说有个哥在南方,一次都没打回来过。”周建国说,“我说的比你多。”

她笑了一下。那笑一闪就没了。

“你给我看那张照片。”她说。

他从工具包侧袋里把一个塑料文件袋抽出来。里面夹着一张相片,是女儿穿校服站在校门口的,后面有一排梧桐,光很硬。

她拿过来看。

“像你。”

“眼睛像我妈。”

她把相片翻过去,后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:爸爸,我期末考了三十七。字写得很用力,纸都凹下去。

“三十七。”她念。

“五十八个人,三十七名。”

“你还留着。”

“我没别的。”他说。

她把相片放回袋子里。

“我有一张。”她说,“我二十三岁,跟我妈在照相馆拍的。彩色的,后来褪了。我妈手上戴一只表,是上海牌的。表后来卖了。”

“卖了多少钱?”

“四十块。”她说,“我二十四岁那年,进了这个城市的厂。”

“哪个厂?”

“织袜厂。”她说,“厂后来倒了,我就出来了。”

“来到这儿。”

“来到这儿。”她说。

她把手插在袖子里。

“周建国,你有没有想过,我为什么不下楼住去。”

“想过。”

“我为什么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。

她没往下说。她从墙上端起那只东西,是一只塑料袋,里面是几个红了的柿子。

“底下树上摘的,不吃会烂。”她说。

那天的活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。图纸改了,五层的柱子要重新放线。四层的楼板还没有,五层的柱子只能在四层的柱子上接着往上浇。

没有楼板,怎么往上接?

办法是搭:拿钢管从四层的地面往上撑,撑到要浇的高度,做模板,绑钢筋,打灰。模板底下是一层一层的架子,架子底下是四层的跳板。整个四层变成一个大的架子。

老郑带着人弄了两天。周建国站在四层靠北的那个边上,看架子一层一层起来。

“这些东西靠什么撑?”

“靠下面的板。”老郑说,“板厚一百二,撑得住。”

“下面就是三楼。”

“三楼有人?”

“三楼上有料。”

“料不移,撑不住。”老郑说,“都移下去。三楼清空。”

“三楼清空,我睡哪儿?”

老郑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睡五层。”

“五层还没有。”

“板浇完你就睡五层。”老郑说。

板上是湿的。灰浆从架子上面渗下来,滴在四层的楼板上,滴在三楼,滴到二楼。

她在二楼听了一夜的滴水。

第二天早上她在窗子里看见四层的样子,看得见那个架子,也看得见架子底下漏下来的水。她拿了一只塑料盆,接在滴水最多的那个地方。盆放在她屋里。

“漏你屋里了?”周建国下楼看见。

“漏在屋门口。”她说,“我不接,第二天就结冰,冰在楼板上,人就不好走了。”

“这盆我拿上去。”

“不用。”她说,“这个盆我留着。我在你上头的板下面,接你的水。”

“我们干完就走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走。”她说,“我没说我留这个水盆是为了留你。”

水从八点钟滴到傍晚。她盆里接了半盆。

“这水里有灰。”她把手指伸进去,“你们是往楼板上浇东西。”

“浇五层的柱。”

“五层要多少天?”

“柱三天,梁三天,板浇完养七天。”

“七天。”她说。

“又是七天。”他说。

“上一回七天,你从二楼上了三楼。”她说,“这回七天,你就从四楼上了五层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七天后,我在二楼,能看见你什么?”

“看得见那边的梁。”他说,“五层没有外墙,我睡在梁底下。你能看见的是一道横着的黑。”

“黑。”她说。

“夜里有光的话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光?”

“我的手机屏。”他说,“我给我女儿听录音的时候会亮一下。”

那七天里,她每天上楼一次,到二楼半。

二楼半看不见五层,只看得见抬头的一片架子,一层一层,钢管把天切成小块。

第七天下午,板上抹完了面。周建国把钢管一根一根拆下来,堆到角落里。

她把水盆端到二楼半,倒掉。盆底粘了一圈灰,她用指甲刮。

“你今晚在哪儿睡?”

“五层。”

“五层上面只有梁。”

“五层有板。”他说,“板上还可以晒明天。”

她抬起头。从二楼半抬起头,能看见五层的那块新板,从边角伸出来,像一层厚的舌头。

“我在底下用扫帚够不着那块板。”她说,“这回跟上次不一样了。上次我敲三下你听见。这回我敲三下,你听不见。”

“听得见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板新,还湿。”

她站在那儿,看了一会儿。

“那你就下来。”她说,“你自己下来。”

“我每天都下来。”

“嗯。”她说,“你每次都下来。”

那天夜里他睡在了五层。

五层上面是六层的柱子。六层没有梁,没有板,只有柱子,一截一截竖在夜里,柱头炸开的钢筋一根也没有。

他躺着看那些柱子,看它们一截一截地往上去。

有几个数的要算:五层的柱子浇完是三天,梁两天,板一天浇一天养七天。之后就是六层。六层的柱子浇完,就是六层的梁,六层的板。

封顶。

六层的板浇完,这楼就完了。这楼完了,就是撤场。

他把手机拿出来,翻女儿的三段录音。他听最后一段,那里头有一句“她说你们女孩子”。声音卡了一下。

他把前面两段也听了。

他没有给家里打电话。

五层上的风比四层大。他在柱子边上堆了几个沙袋,挡一挡。半夜,手冻得僵硬,他把手插到腋下。

早上六点,他在楼边上站着往下看。

二楼东头那块窗,早就不是窗了。它被一堵墙围了一半,只剩一个洞,用白塑料布钉着。塑料布脏了,发黄。

她出来了。她把围巾绕了两圈,从屋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,抬头往上。

他抬了抬手。

她也抬了抬。

然后她进屋了。布帘放下。

小毛上来,一边走一边喘。他看了看五层,说了一句:“周师傅,我在下面看,五层边上没有拦的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我可以往下扔东西吗?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扔下去,就上不来了。”周建国说。

小毛想了想。

“那我在下面捡东西,往上看。”

“往上看什么?”

“看有什么掉下来。”

那天下午,五层的最后一块板抹完。周建国把手里的抹子放下来,坐在板中间。阳光从西边斜过来,照在还没有凝固的板面上,泛着青色。

他忽然想到一个数:从二层楼面到五层楼面,是九米。九米,二十七级台阶。

她在二楼,站在楼梯口。再往上去,是二楼半、三楼、三楼半、四楼。每一段他都数过。

他站起来,走到楼边上,看下面。

下面二楼的窗子开着,里头有灯。

五层与二层之间,是九米。

九米,从上面看下去,人就成了一点点。

那天夜里,他在五层上,把铺盖压在腰底。风绕过了柱子,但是绕不过板面,吹在他脚上。他把两只脚往被子里收。

半夜,一件事发生了。

底下的灯灭了。

这栋楼第七年,他见过那盏灯,白天看是黄的,晚上看是黄的,从下面一直亮到上面。

现在灭了。

他坐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,灯又亮了。

这一次亮得不稳,一下明,一下暗。

他下来,一层一层下去。二十八、九、八。

二楼东头的窗子,塑料布后面有影子在动。

“唐玉兰。”

“在。”

布帘掀起来。

“灯怎么了?”

“跳闸。”她说,“这线太细了。”

他在那个水泥箱前面蹲下去。石膏板后面拉出来的线,细得像一根面条。他用手指头摸接头,绝缘布已经酥了,一碰就掉渣。

“这线不能用了。”他说,“开着火就烧。”

“我一个电饭锅,一个灯泡。”

“就是电饭锅。”他说,“两千瓦,这线只能过五百。”

“那我少用。”

“不是少用。”他说,“是不能用。”

“不能用的灯,也是灯。”

“我明天给你换一根。”他说,“从楼下把线重新拉。要一根粗的,四平方的。”

“你会拉线?”

“瓦工都会。”

那天夜里,他没有上五层。

他坐在她屋里。她拿电饭锅煮了一锅面。她拿手电筒照着他的手,他把线剪断,重新接头。他手上不干净,他用袖子擦了擦。

面煮好了,她把碗推过来。

“你明天要给我拉线。”

“要。”

“用几根?”

“两根。火线,零线。”

“不用地线?”

“这个楼没有地线。”他说,“你脚底下这块板,你不能保证它是干的。”

她把面吃了一半,放下。她把碗往他那边推了推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明天拉线,从楼下一直拉上来,拉到我这个墙里。”她说,“你把这屋里通了电,这屋里就没别的东西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?”

“没什么意思。”她说,“面凉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,他从围挡外面买了一卷四平方的线,五十米。四十块钱一米,他讲到了三十块。他还买了一卷绝缘胶布,一只开关,一只插座。

他把线从围挡的电表那里引出来,顺着柱子往上,一段一段用卡子卡住。到二楼,他钻到她屋里,把线从石膏板的边上一路穿进去,在最里面那面墙上装了一只插座,一只开关。

一上午做完。他把开关一按。

灯亮了。亮得发白。

“亮了。”她说。

“亮了。”

她走到灯底下,抬头看。她的脸在灯下很白。她伸手去摸灯泡,烫,缩回来。

“太亮了。”

“你现在有一千瓦。”他说,“你可以用电饭锅,也可以开灯。”

“太亮了。”她又说了一遍。

她伸手把线从开关上拽了一下,灯灭了。

“这样。”她说。

屋里恢复成原来的黄。手电筒的光。

“你手怎么弄的?”她问。

他抬手看。手背上有一条划开的,是穿线的时候被石膏板的边划的。

她拿了手帕,沾了点水,把他手背上的那道血擦掉。

“这条线,”她说,“也是我屋里的一件东西了。”

“它是你的。”他说。

“从今天起。”

停顿的时候,两个人都能听见水管里的声音。从楼下上来,管子在石膏板后面,走一段,停一段。

“你手上这一条,”她说,“我记住它了。”

“记住它干什么?”

“它是在我屋里划的。”她说。

他坐在床沿上,没有动。她也没有动。外面有人在楼下喊他,喊声从楼板的缝里上来,像从很远的地方。

“上去吧。”她说。

他上去了。

那天下午,六层的柱子在五层上立起来。模板一层一层,架子一层一层。他站在第五根柱子下面,往上看,柱子上面还有天。

老郑上来,站在他旁边。

“还有十八天。”老郑说。

“十八天。”周建国说。

“封顶那天,甲方要来人,要在上面放一挂鞭炮,还要拉红布。”

“红布从哪儿来?”

“买。”老郑说,“买十米红布,从楼顶垂下来,照个相。”

“照完呢?”

“照完就拆场。”老郑说,“你看这台班,吊车、搅拌机、几台泵车,一天多少钱。多留一天都是钱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老郑说,“我把你的工资算到今天了。封顶那天,我一分不会少你的。”

老郑下去的时候,在楼梯口站住了。

“小周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屋里的人,你操心不了。”他说,“七年都过去了,不是你去砌两道墙,她就能搬去住好房子的。”

周建国站在柱子下面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那天夜里他回到五层。风小了些,云上来了,明天要下雨。

他在五层上坐着,把手电关了。

底下的灯亮着,从二楼窗户的一角,照到楼外的空地上。那块光在空地上是一块方的,一块竖起来的方,被风吹得一跳一跳。

他算了一下:明天开始,六层的板浇完养七天,剩下几天做女儿墙,做屋面,收尾。

十来天。

十来天之后,这栋楼就不属于他,也不属于她。

它属于那些要来住的人。

那天他睡了。睡着之前,他把手放在胸上,手背上那条划痕还热。

第二天早上下来的时候,她在楼梯口站着,手里提着一只袋子。

“给你的。”

他接了。是一条毛巾,和一双布鞋。

“毛巾擦脸,鞋在楼里穿。”她说,“你那双胶鞋上楼,下楼,一共二十八级,胶鞋滑。”

他把鞋拿在手里。鞋底是纳的,很厚,用白线纳的。

“这是你纳的?”

“我纳的。”她说,“我睡不着的时候,就纳一纳。”

“那你睡过吗?”

“睡过。”她说,“纳到一半就睡了。”

他换上鞋。站起来,走了两步。鞋有点大,但很软。

“正好。”他说。

“我照你的鞋纳的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量的?”

“你放在屋里那一回。”

“我一直穿着。”

“你洗澡的时候没穿。”她说。

他抬头看她。

“我在楼下听水声,”她说,“你一水停,我就听不见水声了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“然后我在等。”她说,“等你的水声再起。要是再起,你就是回去了。”

他站在那儿。

“唐玉兰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有什么事,叫我。”

“叫你,你就下来?”

“我就下来。”

那天中午,他在五层上抹面。抹完一半,他蹲下来歇一会儿。手背上贴着瓷砖一样亮的一片浆。

抹子停着的时候,他听见了底下的声音。不是敲。是她走路。

她走路的声音他熟。她到楼板上来的次数不多。他数她的脚步,从屋子那头,到楼梯口,然后停住,然后回去。

这回她没停。她走到了楼梯。

竹梯响了一声。

他往下走。走到四层,她在四层上站着。

“怎么上来了?”

“我上来了。”

“上头有架子,危险。”

“我站这儿没事。”她说,“我站这儿,看得见你五层的边。”

他站到边上,往下看。她在四层上,离他有十一级台阶。

“明天九号封顶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九号以后,我不在这儿了。”

她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抬头,眯起眼睛,因为从四层往上看,光很强。

“我留下。”她说。


第 5 章 / 共 5 章

第5章 封顶

九号早上五点,天没亮,工地上已经全是人。

泵车前天晚上就进来了,车身十七米长,四条腿撑开,压在两块钢板铺平的场地上。搅拌车一辆接一辆,在围挡外的路上排着,车头灯开着,光排成一条。

老郑穿了件新外套,外套是深蓝的,领子上还带着标签。他把红布卷起来扛在肩上,红布十米,很沉。

“布呢?”甲方的人来了一看,“这布怎么就这么点?”

“十米。”老郑说,“从楼顶垂下来,两米宽,十米长,够。”

“照片上要整栋。”

“整栋,我就得从这里爬到那里。”老郑说,“我爬。”

七点,第一车混凝土进泵。

九点,六层的柱浇完。

十一点,六层的梁开始浇。

周建国站在六层的边上,扶着栏杆。这层有了栏杆,是临时的,钢管的,一根一根横着。他往下看。

四层、三层、二楼。

二楼东头那个窗子,今天早上他看过一眼。塑料布钉得比昨天整齐,像是重新钉过。窗台上有一样东西,是白色的,一只碗,倒扣着。

她昨晚没有敲。

他也没有敲。

中午一点多,工人们在架上吃饭。饭是老郑从外面拉来的盒饭,米饭,一块红烧肉,一勺土豆,一勺白菜。大家都在六层上蹲着吃,风把盒饭的塑料膜吹得到处跑。

“周师傅,吃啊。”小毛说。

“吃。”

他打开盒饭,吃了一半。

“吃完这顿,”小毛说,“这楼就完了。”

“还有一块板。”

“板浇完,真完了?”

“真完了。”

“周师傅,你下个工地是哪儿?”

“没定。”

小毛喝了口水。

“那我呢?”

“你跟老郑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跟老郑?”

周建国把剩下的饭拨到盒里,盖上。

“我有事。”他说。

两点,六层的板开始浇。

混凝土从管子里下来,落在钢筋上,沉下去,慢慢往上堆。工人们拿着振捣棒,一截一截往里插,插进去,拔出来,再插。浆水从板缝里渗出来,往下淌。

周建国站在管的末端,握着管口,一寸一寸地退。

他退了大概有四十米,一直退到东头。

东头。二楼东头,就是他退到的这个位置的下面。

混凝土灌到脚边的时候,他停了一下。

“周师傅,别停啊!”

他把管口抬起来,接着放灰。

“这儿多放一点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这儿就一块板。”他说。

然后他接着抹面,把那块板抹得很平。他是这栋楼里抹得最平的一个。

四点,板浇完。五点,收了光。几个工人拿水桶在板上洒了水,把塑料薄膜盖上去。

老郑站在六层的中上,拿着一张单子。

“封顶了!”

下面有人放鞭炮。鞭炮是挂在围挡上的,一挂一千响,响了一分多钟。烟往上走,走到六层的时候散开。

红布从六层的边上垂下来。老郑拿手机站在围挡外面拍照。甲方的人也拍。

“拍到没有?”

“拍到了。”

“再拍一张近的。”

红布被风吹得鼓起来,垂下来的一部分在二楼的窗子旁边扫过去。

周建国在六层上,看着那块布扫过二楼的窗子。

“收东西了!”老郑喊,“今晚全撤,明早八点我在这儿等你们,看谁没走。”

“我们今天就走?”

“今天就走。”

“这么多东西,一趟拉不完。”

“那就两趟。”老郑说,“今天第一趟,明天第二趟。”

小毛他们开始搬东西。撬棍、架子的卡子、水泵、搅拌机。东西一堆一堆往下一层运。

周建国没有搬。他站在六层的边上,把手放在栏杆上。

天已经暗了。西边的云很薄,像一条布。

他数了一遍数:二层到五层是二十七级,五层到六层是二十七级。一共五十四级。他是下过很多次的人,这个数是没有错的。

他站着的时候,有二十分钟,没有动。

然后他下来了。

他没有回二楼。他走到工人房,把自己的铺盖卷好,把工具装进包里。他把小毛叫过来,把铺盖给他,让他带下去。

“周师傅,你不走?”

“我今晚还在这儿。”

“那我等你。”

“你先走。”

“我一个人不敢坐那个车。”

“车在外面等着,人都在车上。”

小毛抱着铺盖走了。走到围挡外面,他回头。

周建国站在原地看着他。

夜里八点,工地上没有人了。

工人房里的灯关着。泵车开走了,钢板也拉走了。地上留着两片压痕,还有水。

他上楼。

一层,二层的楼梯口。

二楼的楼板上,很暗。东头有光。光从窗子里出来,落在外面的楼板上,成一个长方,比夏天的短。

他走过去。

布帘是放下的。布帘后面没有声音。

他站在布帘前面。

“唐玉兰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唐玉兰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灯亮着,我以为你没睡。”

“我在等。”

“等什么?”

“等你上来。”

他把布帘掀开。

他看见她坐在床沿上,穿着那件深蓝的棉袄,头发梳整齐了,脸是洗过的。

她脚边放着一只包。

他站在门口。

“你的东西都收了。”

“收了。”她说。

“去哪儿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是说,你不留在这儿吗?”

“我没说。”

“你说了,你留下。”

“那是昨天。”她说。

他走过去,在箱子上坐下。屋里暖和,灯是黄的那种,因为换了粗线,那盏灯反而更黄了。

“这个包,”他说,“你是要走。”

“我今晚走。”她说,“我走了,你就能走。我在这儿,你就一直在这儿。”

“我在这儿跟你说过话。”

“你说过。”

“你要走了?”

“明天早上八点,他们来。你要是还在这儿,你就得跟老郑说你要去下一个工地。你要回县里也可以。”

“你要去哪儿?”

“我先搬到路边。我哥那边有个女的,姓孙的,在镇上开了个小旅馆,有床位。”

“你去过?”

“去过一回。”她说,“三年前回那边看过,我哥不在,她给我倒了一碗水。”

“你跟她熟吗?”

“不熟。”她说。

周建国坐着没动。

“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清楚。”她说。

“说吧。”

“七年前我在这儿。”她说,“这个楼停工的时候,我原来是在楼底下住工棚的。工棚被拆了,人就空了。我上到二楼,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,把东西放下。当时我身上有三十四块钱。”

“三十四。”

“三十四。”她说,“我找不出别的路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。”她说,“你不知道一个人到三十四块钱的时候是什么样。”

“我知道一点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?”

“我十几岁的时候,我爹病了,家里把钱都花光了,我一年没买过新鞋。”他说,“后来我去砌墙。”

她把头低下来。

“我不是让你比。”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她把包提起来,又放下。

“我这一回要走,”她说,“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是再住下去,你就得再砌一层。”

“这里已经没有一层了。”

“有很多层。”

他站起来,走到窗边。

“你走了,”他说,“谁给我开门?”

她笑了一下。

“门没锁。”

“嗯。”

静了一会儿。屋里静得能听见电线里的电流,细细的。

“周建国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站起来,站到他跟前。

“你身上有灰的味道。”

“我从六层下来。”

她伸手,把他领子上的一粒东西拿下来,是小石子。她的手指碰到他的脖子,就过去了。

“你手上那条线,”他说,“还疼吗?”

“刚划的时候疼。”

她把袖子往上推了一点。手背上那条刚好的划线,颜色已经淡了。

“你看。”她说。

他把眼睛低下去。

他伸手,把她手背上的那道线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。

她的手没往回收。

“唐玉兰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今天晚上几点走?”

“十点。”她说,“我走到路口,有从那边开过来的车,十点四十。”

“我送你。”

“不用送。”

“送到路口。”

她看着他,看了他一会儿。

“好。”她说。

他把手背上那条线放下。

他们两个人坐在床沿上,隔着一点。

“我做一件事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?”

“我想把这一层听一遍。”

“听一遍?”

“这楼我住了七年。七年来,我总共上过四层三次,五层一次,六层一次。我从来没在六层上听过。”

“六层上面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。”

他站起来。

“我带你上去。”

“现在?”

“现在。”

“上面是新的板。”她说。

“板能站人。”

她站起来,把包提到一边,把门窗关了。灯留着,因为明天有人要来。

“灯要留。”

“留。”

他走在前头,她跟在后头。

一楼,到二楼半。她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很稳。二楼半,三楼上。三楼半。四楼。

四楼的楼板上还有架子留下的痕迹。她没有停。

五楼。五楼的板上有一堆沙袋,还有那只水盆,盆底有一圈灰。

她停了一下。

“这个是接水的?”

“是。”

“盆是我屋里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她弯腰,把盆拿起来,倒过来,把灰倒在地上。

“留着。”她说。

她拿了盆。

六层。

六层是空的。板是新的,灰白色,塑料薄膜掀了一角。风从四面来。头顶是天,天上有云。

她站到板的中央。

“站这儿?”

“站这儿。”他说。

她闭上眼睛。

六层上面什么也没有,没有墙,没有屋顶,没有柱子,没有窗。只有四边的栏杆。她站在中间,风从她身体的四面穿过去。她站在那里,一点也不动。

她开口了。

声音不大,是一句很长的话,念的。说的是她二十三岁在照相馆拍的那张相片上,她妈穿的是蓝布褂子,是套袖,头发是盘起来的。

她说完。

什么都没有回来。一格也没有,一毫一秒也没有。六层上没有墙可以回话。声音出去就直接散在风里,往四面走,一直走到这个城市的外面去。

她停了好一会儿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她又说了一遍,声音更大一点。

还是没有。

她睁开眼,低头看脚下。

“这是一栋没有一点点东西的楼。”她说,“我住了七年,最上面居然是空成这样的。”

“本来该是有墙的。”他说。

“图纸上有的?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,“这是一层的板,上面没有墙。”

“以后会有人在这儿砌墙?”

“有人买了,就砌。”

她把盆抱在手里。

“那以后,这一层就不空了。”

“不空了。”

她看了一眼他的手。

“你说,这楼上面要是砌好了墙,这屋里是不是也有人住?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我住的二楼呢?”

“二楼也有人。”

“那这栋楼就没有我的地方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把盆放在地上。

“我再站一会儿。”

他站在栏杆边上,没有说话。

她站在那里。风吹过她的棉袄,把她的衣袖吹得贴到身上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站在二楼住那么久?”她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因为二楼有一块挡雨的板,还有一个窗。”她说,“在这之前我在下面住过。下面凉,也潮,也黑。二楼有风从前边来,有风从后边来,不闷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个楼是我住过最好的一个地方。”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她说完,就没有再说什么。

她伸手,把手掌放在板面上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。

“谢我什么?”

“修我那一间的墙。”她说,“补那一截。不补,我第七年冬天就是最后一个冬天。”

“那墙我砌得不好。”他说,“水泥是好的,砂子是好的,可是旧的那一截是七年前的。”

“好。”她说。

她把手收回来。

“走走。”她说。

他们下楼。

一层一层地走。六层,五层,四层半,四层,三层半,三层,二楼半。这在白天要数,在夜里不用数了。她比他更清楚:她在这二十八级上走了七年。

到了二楼半的平台,她停下来。

“你数过?”

“二十八。”

“不对。”她说,“二十八是四层到二层。六层到二层是五十四。”

“五十四。”

“对。”她说。

她把手里的盆放到平台上。

“这个盆我放在这儿。”她说,“谁要是搬进来,就用。”

她往二楼走。他在后面。

到了二楼东头,她掀开布帘。

灯还亮着。屋里收拾得很整齐,可是没有了别的东西。铁皮箱子在墙边立着,碗在架子上,被单叠起来放在箱子上。凳子还在。

她把包背起来。

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
他们没有坐车。他推着工地上一辆破自行车。车链子响。

她走在自行车靠路这边。

冬天路上没有人,路灯隔一百米一个,中间都是黑的。走了两三百米,她才说话。

“刚才在上面,”她说,“我说话的时候,声音没有回来。”

“六层上面没有墙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她说,“我是说,我这么多年,一直是被墙里的声音带着走的。今天没有声音,我就知道我这个人还在不在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在。”她说,“我还在。”

“嗯。”

走到有灯的地方,她停下来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县里?”

“看老郑把我派到哪儿。”

“你要是不回县里,你就在这儿?”

“在这儿。”他说。

她把手伸出来。

他握住了。

她的手很凉,不是很冰,是那种凉。他把她的手握着,握一会儿,就热了一点。

“你手上有泥。”她说。

“洗不干净。”

“不是泥。”她说,“是浆。渗在皮里的,洗不掉。我大哥手上也有。”

“你大哥砌过墙?”

“他做过两年。”她说,“后来去了南方。”

她把手抽回去。

“车来了。”

远处来了一辆车,灯光把路照得发白。车停在她挥手的那个位置。

她上车,坐到后面。车开了,往后,往后,灯光变小。

他推着车站在路边。

过了一会儿,他回头看了看这栋楼。

六层上还盖着塑料薄膜。红布没有收,一头本来是系在栏杆上的,现在被风吹得散开,沿着六层的边,一条一条,往下垂。

他回到楼里。

他没有回二楼,而是走上去,上到二楼半。盆在平台的边上,他把它挪到墙角的下面。

然后他上到六层。

他站在她站过的那个地方。

风从四面来。

他张开嘴,说了一句很短的话。是喊她的名字,一声。声音出去,散在夜里。

什么也没有。

他站在那里,没有动。

他后来下到二楼,来到那间屋的门口。布帘掀着。灯亮着。里面没有别的东西,好像从来没有人。

他把布帘放下。

然后他坐在门口的楼板上。他坐的那块楼板是他砌了墙以后才修的,他砌的那一道墙,上边就是一格窗,窗内有塑料布,塑料布下有窗台,窗台上有那只碗,碗倒扣着。

他坐了半个钟头。

然后他站起来,把布帘掀了掀,进去,把灯关掉。

他把开关按下去的时候,屋里黑了一下。他听见楼里有回声。

这回声是他自己的脚步声。他往门口走,走了三步。

他走到楼梯口,站住。

二楼东头,没有灯了。

他下到一楼,走出围挡,把那一扇铁门拉上。铁链挂在把手上。

他没有锁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,他回来了。

他先到二楼。布帘是放着的。他把布帘掀开,进去。屋里空了,但东西还在:铁皮箱子,碗,还叠好的被单。

窗台上那只碗,他拿起来看。碗底有一张纸条,折起来,用一小点透明胶粘着。

他打开。

上面写着:门没锁。水是我留的。楼上冷。

他把纸条折好,放进工具包的侧袋。

他下楼。

工地上已经有人了,老郑的面包车停在门口,小毛在车上吃早饭。

“周师傅!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你去哪儿?”

“我跟老郑说。”

他走过去,老郑正在车边抽烟,这回点着了。

“老郑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下一个工地什么时候?”

“年后。”老郑说,“你先回家过年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年后这边要交楼。”老郑说,“你来帮我修一修。住户进来,墙上有缝的都要补。”

“我来。”

“你来,那间屋要收。”

“哪间屋?”

“二楼东头。”老郑说,“二楼东头那一间,要收。”

周建国没说话。

“我问问。”老郑说,“她是走了?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走了就好。”老郑说,“这楼是新的,交了楼要好好做,不能有个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周建国走到楼下,往上看。

二层楼板的下边,有一段墙,砌得笔直,上面是窗,窗里塞着塑料布。

他蹲下去,从地上捡起一线红塑料线,那是他从三层掉下来的,还在地上,绕在一根钢筋头上。

他把线头拉直。

第二天早上,楼上没有人了。

二楼东头那间屋,布帘收起来了,两条柱子中间,只剩一个空的方框。太阳从围挡那边过来,照在这个方框的地上。

砖堆还在墙角,一边搭着的跳板,一滴水都不漏了。

他站在那里,手里拿着瓦刀,看了看那一截墙。

墙头上抹过灰。灰已经干了,颜色和旧砖差不多。上面是窗,塑料布钉着。窗台是水泥的,有一块颜色深,是水浸的。

他把瓦刀收起来,从工具包里掏出那卷线坠,挂在旁边一根伸出来的钢筋头上。

线坠挂着,不动。

风从围挡外面来,从楼的那一头过去。

过了一会儿,线坠摆了一下。

又摆了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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