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假第四天，学校里只剩三个人：我、门卫老吴，和三楼教务处的宋桂芝。
教学楼是空的。暖气片还热着，走廊尽头那几个总响，一下一下，像有人拿手指敲铁皮。
她来的时候，我正把一沓作文本捆起来。
门在楼下响了一声，接着是脚步声，不急，也不怯。三级台阶一级一级上来。
"顾老师。"
我抬头。
一个穿深灰羽绒服的姑娘站在门口，帽子上有一圈白的绒毛边，脸冻得发红。她背着书包，手插在袖子里。
"林晓？"
"您记得我。"
"去年毕业的。理转文，第二年。"我说，"现在第几年了。"
"第三年。"
我把手上一捆本子放下。
"你考上了。"
"考上了。"她说，"大二就没念了。"
"为什么。"
"家里有事。"她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，抱着，"顾老师，我想跟您补课。"
我给她倒了水。她两只手圈着杯子，没有喝。
"我这半年没在学校。寒假的课时表早就报了。"我说。
"课时表上没我。"
"对。"
"所以我想单独请您。"她说，"钱我出。一小时五十，县里的行情我打听了。每次课上完，我当场给您钱，您写台账。"
我看着她。
二十出头的人说"台账"两个字，说得那么自然，我一时没接上。
"你知道台账是干什么用的。"
"知道。"她说，"教务处记老师课时用的。写了，就等于您上了课。不写，就是私下补。"
"私下补是违反规定的。"
"那您就写。"她说，"我按规矩来，您按规矩写。您要是哪天不想写了，我就不来了。"
楼道里的暖气片响了一声。
"你哪门不行。"
"现代文阅读。"她说，"还有作文。"
我是教这个的。
第二天开始。
三楼最东边那间教室，整间教室只有一个人，暖气开着，玻璃上一层水汽。我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，她坐我对面。
她做题的时候，我看着她。
她写字很快，几乎不停，笔尖在纸上有一种细碎的沙沙声。做完一道题，她会停一下，把笔尖点在字上，点三下，然后写下一行。
第一节课，两个小时。
我把一套现代文的阅读题给她。四篇，有标准答案。
她做完了，我批。错了一道。
那是第二篇，问题问的是"作者引用这首诗的用意"。
标准答案里有两个点：一是承接上文，二是反衬主题。
她写的第一个点是承接上文。第二个点，她写的是："作者想让人知道，他其实早就明白。"
我在那道题旁边打了一个圈。
"这不算错。"我说。
"算。"她说，"标准答案没这一句。"
"标准答案是给阅卷的。你写的是给读者看的。"
她把笔放下了。
"顾老师，我们得先说清楚一件事。"
"你说。"
"我按小时给您钱，您就得按标准答案教。"她看着我，"您要是把我当诗人教，我今年的分是上不去的。"
我看着她，看了几秒。
这个姑娘二十二岁。她坐下来的时候，先谈的是价钱，再谈的是规矩，最后谈的是标准。
我说，好。
然后我在那道题旁边把圈划掉，在下面写了一行字：扣两分。
她看了一眼，把它抄进了错题本。
第一节课的第二个小时，我们讲作文。
我把一篇她写的给她。题目是"我的老师"。
我看完，把本子推回去。
"你写了什么。"
"我写了一个老师。"她说。
"你写的是一个人在等另外一个人来。"我说，"他没来，你写了他会来的时候的样子。整篇教室里只有一支粉笔，你写了六次。"
她没有否认。
"考试不能这么写。"
"为什么。"
"因为你写的不是老师，是你自己。"
她把本子拿回来，翻了翻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。
"顾老师，您教了二十七年，您有没有收过一条学生写您的作文，写得真的。"
我拿着笔，转了半圈，放下。
"有。"我说，"一篇。"
"谁写的。"
"我记不住名字了。就记得那篇写的是我们那时候上课，窗外有棵槐树，开了花，整间教室都是香的。"
"您记得树，记不住人。"
"记得树多。"我说，"人也多。"
她把本子合上了。
八点差十分，她做最后一道大题。
我在教室里走了一圈，走到她背后，看见她卷子边上有一行小字，写在格子外面，不是答案。
"这个教室的暖气比外面响。"
我没问。回到座位上坐下。
她做完了，回头看我。
"顾老师，您从后面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听见您的鞋。"
"鞋怎么了。"
"您走路没声音，是您这双鞋底软。"她说，"您走过来，我背上先凉了一下。"
"那是因为暖气片在墙角，你在暖气前面烘过。"
"也许。"
她把卷子递过来。
我批完，八点，我下课。她掏出钱包，拿了一张五十的，放在桌角。手很稳，像早就数好了。
我打开台账。那是一本蓝皮的横格本，教务处发的，每页三十二行，一格一格。
我翻到今天。上一页是去年十二月的记录，再往前是十一月。我的字迹二十七年没变，很密，很小。
我在空行上写：一月十八日，林晓，语文，二课时，五十元。
写完，抬头，她已经把钱捏在手里等着。我把钱接过来，数了数，夹进本子后面。
"一本本子能记多久。"她问。
"三个学期。"
"那这本呢。"
"这是我的第二本。"
"第一本呢。"
"交了。"
她点点头，把书包背起来，朝门口走。
"林晓。"
她停住。
"明天上午八点。"
"好。"
她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坐了一会儿。
暖气片还在响。玻璃上那层水汽被她的手擦出一块，透出外面的黑。
我把台账本翻开，看着那一行。
字写得没问题。数字也没问题。
可是"二课时"三个字，我写得比平常偏右了一点。我在教务处写过二十七年的这种东西，从来没有写偏过。
我把笔拿起来，在那三个字上描了一下。
然后我把本子合上。
收钱的时候，我的手心是干的。这一点我记住了，因为每一节课，我都在记这个。
那几天，我也抬头看过窗外的槐树。十二月砍过枝，光秃秃的，树枝上吊着一只旧鸟笼，笼门开着，是空的。
我不知道那只笼子是谁挂的。二十七年了，我从来没注意过它。
第二天八点，她准时到。
第三天八点，她早到了十分钟，坐在教室里等我，卷子已经摊开。
第四天，她来的时候带了两杯热豆浆。一杯放我手边。
"钱另算。"我说。
她把棉袄脱下来挂在椅背上。
"豆浆不要钱。"她说，"您昨天晚上改我作文到凌晨，我在窗下面看见灯还亮着。"
我没有问她怎么知道那盏灯是我的。
第五天，第八个小时。
我们讲一篇议论文的结构。她的手冻得发红，写字的时候笔握不住。我把我的手套推过去，她没有接，就把手伸到暖气片上面烘。
那间教室的暖气片在墙角，她得侧过身子，一条腿跪在椅子上。
我从后面看着她的背影，停了很久，没有说话。
那一段我停了两分钟。
等她转回来的时候，我先把眼睛移开了。
可是我知道自己停了两分钟，因为墙上那个钟我一直在看——它每过一分钟，秒针都会顿一下。
那两分钟里，它顿了两次。
那两分钟，我脑子里想的东西很具体，具体到我自己都难受。我想的是她的手冻红了，想的是她的手心是不是也一样凉。我想如果我现在伸手，把她的手包起来，会是什么样子。
我没有伸手。我数着钟，数到第二分钟过去，才又开口。
"第二段，论点在哪一句。"
她回答了。答得对。
那天回家，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才把钥匙插进锁孔。我家在教师公寓四楼，两室一厅，电视从从来没人看，遥控器上落了一层薄灰。周敏的拖鞋摆在鞋柜里，去年回来的时候穿的那双，鞋底还是干净的。
第七天，我算了一下。
到那一天为止，我们上了十二个小时。她一次没少给，我一次没少记。
十二个小时，真正在补现代文的，是七个。剩下的五个小时，我们讲了些别的东西。她问我为什么留校，我问我家里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。
她讲她父亲的厂关门，讲她母亲去年回来过一次，走的时候把被子晒了。她讲这些的时候，看着窗外，声音很平。
我就听着。
那些小时，我也收了钱。
收的时候我心里过了一遍：这是在补课。有人付，有人上，有人在账上写一行。这三样齐了，这件事就有个名字。
我需要的不是钱，我要的就是那个名字。
那些小时里，她没有一次问我为什么要留校。
其实我也想过怎么说。我可以说学校要人在寒假值班，可以说要备下学期的课，可以说省城那边房子小，我不方便去。
这些都是实话。但实话加在一起不等于原因。
原因是：两个月前我查了体检报告，医生拿着片子在灯下看了一会儿，把片子放回来，说老先生，您这个要复查。我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，走完回到学校，一个人坐在三楼那间空教室里，听见了暖气片在响。
从那天起，这栋楼就成了我唯一能待的地方。
我没有把这件事写进台账。台账只记课时，不记人。
可是从那天起，我每写一行，都多了一点别的东西——我写的不是别人的课时了，我写的是还有人在这儿等我。
第八天，讲完课，我照例翻开台账。
她站在一边等着，手插在袖子里，我知道她的钱已经捏在手心了。
我写：一月二十五日，林晓，语文，二课时，五十元。
写完，我把笔搁下，抬起头。
她没给钱。
"怎么了。"我问。
"顾老师，我今天想让您给我加一道题。"
"什么题。"
"假如某一天我说我不付钱了，"她说，"您还会不会在这儿等我。"
我把笔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"这道题超纲了。"
"我知道。"她说，"我也不要标准答案。"
"那我就不收钱。"
"那不行。"她走近一步，"您要是哪天不收钱，那就不是补课了。您想清楚。"
她说完这一句，从袖子里把钱拿出来，还是那张五十的整钞，平平整整，压在我那本台账上。
她转身走了。
走到门口，她回头。
"对了，顾老师。"她说，"您的钱，我明天还按这个数给。"
"要是哪天我不收呢。"
"那您就得告诉我，您那天在干什么。"
"你别送。"我说，"外面天黑。"
"我不怕黑。"她说，"我一个人住了三年。"
我在走廊里看着她走。
门在她背后关上。
我把本子翻到那行字，看我的笔迹。二十七年，我从来没有把一个人的名字写错过一笔。可是今天，"林晓"两个字，我写得比上面所有的字都高了一点，像是要跳出去。
我合上本子的时候，才发现我没写"语文"那一栏的科目代码。二十七年来第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