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庚号的船头有一块锈，形状像一只趴着的狗。
周砚蹲在那儿补漆，听见脚步声也没抬头。码头上的工人走路是拖的，这人不拖。
鞋跟落地的声音很轻，一下一下，很稳。
“船主。”
他抬头。
一个女的，头发剪到耳朵下面，穿一件深灰的外套，袖口挽起来，手腕很细。手里拎着一只松木箱，箱子不大，两只手抱着，抱得很稳。
“走哪儿。”
“下河，到临水。”
“临水不收散客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付三倍。”
周砚站起来，把刷子插进漆桶。
“三倍是多少，你算过？”
“算过。”她说，“你的票价是三百二十，下河二十天。三倍九百六，我付一千，多的算你们的饭。”
“船上没有饭给你吃。”
“我带了。”
“水呢。”
“也带了。”
他看着那只箱子。
箱子是松木的，四角包着旧铜，上锁。铜搭扣磨得发亮，说明开合过很多次。漆是新刷的，刷得不好，边角上有一道流挂。
“箱子里是什么。”
她看着他，没有马上说。
“别人的东西。”
“什么人的。”
“跟你没关系。”
“那就上不了船。”他说，“二十天，三条检查站。我船上有一样我不知道的东西，我就是一个不识字的人，抱着一张假账过河。”
“你要是抱假账，我赔你。”她说，“一千块，现在付一半。”
她从外套内侧拿出一叠，压得很紧，用一根橡皮筋捆着。
他没有接。
“我说了，箱子里是什么。”
“我说了，别人的东西。”她把手伸回来，“船主，我上了这条船，就是你的货。货不问，你也不问。”
“我从来不问乘客来历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所以我来的。”
他接过钱，点了一遍。
“九百六，剩下四十，我不收。”
“四十是多的。”
“多的我不收。”他把四十塞回她手里，“多的收了，账就说不清。”
她看了他一眼，把钱收起来。
“还有三件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第一，我不下船。到任何一个码头，不上岸。”
“行。”
“第二，我的箱子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不许开。”
“你又不在，我怎么知道你开没开。”
“你会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做了记号。”
“第三。”
“第三，中间任何一天，我要是说走，你就得让我走。”她说，“把我放下去，或者等下一班船。钱不退。”
周砚想了想。
“第一条，行。第二条，行——我也不想开。第三条——”
“第三条不行？”
“第三条可以，”他说，“但我得问一句，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我没有地方去。”她说，“所以我才要说这句话。”
她上了船。
长庚号有四个舱：机舱在后面，驾驶室在船头二层，主舱在中间，二层货舱在主舱下面。她睡驾驶室后面那一小间，是她自己挑的。
“那儿没窗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冬天冷。”
“现在是春天。”
船开出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。
周砚在驾驶室，一只手搭在舵轮上。她站在他后面，隔着两步。
河不宽，两岸都是杨树。水是黄的，漂着一些白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
“你从前坐过船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晕不晕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晕了就说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要人吐在我的甲板上。”
她没晕。
五个小时以后，天黑透了，河面变成一条黑绸子。船上的灯只开了船头一盏，黄色的，照着前面的水。
她坐在驾驶室门口的小凳上，抱着那只箱子，箱子放在膝盖上。
“夜里不开灯？”她问。
“开船头一盏就够了。开多了，别人看得见你。”
“怕被看见？”
“二十天要走三条检查站。”他说，“不是怕被看见，是没必要被看见。”
她点点头。
夜里十点，她把箱子抱进那间小屋，放在床底下，靠着墙。
周砚在甲板上抽烟。她走出来。
“船主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想问一件事。”
“问。”
“夹层在哪儿。”
他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船没有夹层。”
“这条船有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船头那个吃水线，比标的高出一掌。”她说，“空船走内河，吃水不该那么深。你底下有一格空的，用铁填了重量。”
他把烟摁灭在船舷上，丢进河里。
“谁告诉你的。”
“没有人。”她说，“我看的。”
他看了她很久。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。”
“我是乘客。”她说，“付了三倍船钱的乘客。”
那天夜里，他没有回答她。
第二天早上，她又是六点起。
起得很准，不像被吵醒的。她在甲板上站了一会儿，看河水，然后回屋，把箱子从床底下抱出来，检查搭扣。
搭扣的缝里夹着一根很细的头发。
她把它捏起来，看了看，吹掉。
“你昨天问我夹层。”他站在驾驶室门口地说。
“嗯。”
“别问。”
“好。”
“也别自己下去找。下去的人，容易上不来。”
“好。”
她就真的没再问。
接下来三天，她几乎不讲话。
她把带来的东西一件一件理出来，摆在床板上：两块压缩饼干、一小罐盐、一把小剪刀、一卷布、一副针线、一件替换的衣服。东西很少，摆得很整齐。
她每天洗一次脸。水是从自己带来的瓶子里倒的。
“船上有水。”他说。
“我用自己的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船上的是你的。”
第四天下午，她站在船尾。
船尾有一个铁盖子，上面压着两只旧油桶。她蹲下来看那两只油桶。
油桶底下的甲板，比别处新。漆刷得厚一点，颜色也不完全一样。
她伸手，敲了一下。
底下是空的。
他走过来。
“我说了，别自己下去找。”
“我没有下去。”她站起来，“我用手敲了一下。”
“敲了也不行。”
“船主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不用这么紧张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是来抢你的。”
“我是来求你一件事的。”
“说。”
“后面有一个检查站。”她说，“那时候你把箱子放在那底下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你会付什么。”
她看着他。
“你要什么。”
“我不开价。”
“那谁开。”
“你开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个人不做这种买卖，你开个价，我说行不行。”
她笑了一下。
笑得很轻，嘴角只动了一点，眼睛没有动。
“船主，你这样，比开价难对付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开价的人，我知道他要什么。”她说，“不开口的人，我得猜。”
那天晚上，她在甲板上洗头。
洗得很慢。
她把外套脱了，穿一件白色的薄衫，头发湿了，贴在脖子上。水从发尾滴到背上，把那件白衫洇湿了一片，贴在肩胛骨上，能看见一点皮的黄。
她就这么蹲着，没有回头。
周砚站在驾驶室门口，看了一会儿，把门关上。
夜里他躺在驾驶室后面的舱室里，翻了个身。
他听见隔壁有声音。
很轻，很慢。
是那扇小屋的门开了。
脚步声停在驾驶室门口。
然后就没有了。
第二天，她照常六点起。
在甲板上站着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周砚没有提这件事。
但她从舱里出来的时候，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很清楚：她在记录。
她在记录他有没有可能被她的沉默弄乱。
她对船主说：还有十六天。她没有说自己是什么人。
第三天下午，她把那卷布摊在床板上，用剪刀裁成两条。
裁得很直，不用尺，剪刀贴着布边一路下去，像有人教过她。
周砚从门口过，看了一眼。
“你裁这个做什么。”
“绑东西。”
“绑什么。”
她没答。
她把两条布折好，一条塞进裤子口袋，一条压在枕下。
第四天早上，他看见那条布在她的手腕上。
不是绑，是缠。绕了三圈，打了一个结，结在虎口那儿，勒得很浅。
“你干什么。”
“习惯。”
“习惯什么。”
“习惯手腕上有点东西。”
他把这话记在心里。
一个绑自己手腕绑成习惯的人，通常是在什么地方待过。他不该问，他就没问。
第五天，河面上起了风。
长庚号是重载船，空着走，压不住，风一来就往两边横。他在驾驶室里打舵，一手舵杆，一手油门，脚下踩着泵。
她站在门口，一只手扶着框。
“要不要帮忙。”
“你帮不上。”
“我可以打舵。”
“你会？”
“我在报上看过怎么开。”
“报上写的是汽车。”他说，“汽车不会横着漂。”
他没再说话。
风从侧面顶过来，船头歪了半尺。他把舵打死，机器在底下吼，甲板在震。她的手指抠着门框，指节发白。
“稳住就行。”她说了一句，声音被风吹得听不全。
“我知道。”
风走了半个钟头。
他松了舵，肩膀先松的。这一趟他没觉着累，只有刚才那一下，手心出了汗，把舵轮弄滑了。
她进来了，抬手把窗户关上。
“你手湿了。”
“出汗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船头歪了。”
“歪了会怎么样。”
“会撞。”他说，“这条河底下有石堤。撞一下，底板开了，你箱子在底下就泡水。”
她没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
“谢谢。”
第五天夜里，下了一场雨。
船舱的铁皮上响得很密，像有人在外头往里面撒豆子。
她睡不着，起来走到主舱。主舱没点灯，只有门口那盏小灯透进来一点。
主舱里面堆着散货，用油布盖着。她走过去，掀了一角。
底下是空的。
“主舱是空的。”她在那儿站了很久。
船从这边开出去的时候吃水很深。她那天看见的吃水线，比标的高出一掌。
空船走这条河，不该那么沉。
她放下油布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周砚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杯水。
“你在看什么。”
“看你的货。”
“货早卸了。”
“卸到哪儿去了。”
“上面。”
她看着他。
“船主，”她说，“你装了什么。”
他没回答。
走过来，把水杯递给她。
“喝了睡。”
“你这船，载重是多少。”
“三百八十吨。”
“空着走，要压多少才算稳。”
“看水。”他把话绕开，“这段河面窄，风大，不压不稳。”
“压的是什么。”
“铁。”
“铁多少钱一吨。”
他看了她一眼。
“你问得太细了。”
“我付了三倍船钱。”她说，“我总得知道我坐的是什么。”
他在船舷上坐下来，背靠着铁皮。
“我父亲跑这条河跑了三十年。”他说，“这条船是他买的，二手，我十八岁那年跟着他跑。他教我第一件事，不是看水，是看吃水线。他说一条船的吃水线就是它的命。沉得对，就没问题；沉错了，一看就知道。”
“所以你在底下垫了铁。”
“垫了。”
“垫了多少。”
“三十二吨。”
“船票三百二十。”她说，“一块铁一吨。你垫了三十二吨铁，你一天跑多少钱。”
“一天五百。”
“二十天一万。”她说，“油钱、过闸钱、船检钱、码头钱。剩下多少。”
“够吃饭。”
“那为什么还跑。”
他把杯子放在手边。
“船停着，就是一堆废铁。”他说，“跑着，总还有点用。”
她低下头，喝了一口水。
“我今天问你要什么。”她说，“你说你不开价。”
“是。”
“那我给你开个价，你先别答应。”她说，“我要你把箱子放下去，放到你底下那格里。检查站过了，你把它拿上来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给你。”
“给什么。”
她抬起头。
“我给一次。”她说。
主舱里很黑，只有门口那一盏。她说话的时候，脸上只有半边有光。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不认识我。”
“我也不需要认识你。”她说，“我需要过检查站。”
他没有马上答。
过了很久，他说：
“我不做这个。”
“因为不合法？”
“因为我不做。”
“那你今天早上为什么在我洗头的时候关上门。”
他没说话。
“你关上门，是因为你看见了。”她说，“看见了，就是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就是谈过了。”
“谈过跟做过不一样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她说，“所以我现在问，你答。”
他站起来。
“回屋去。”
“你没答。”
“我说，回屋去。”
她看了他一会儿，把杯子放下，走了。
走到门口，她停了一下。
“船主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早晚要答。”
第九天中午，河面开始宽了。
两岸的树退得远了，水面上多了一些小船。他在驾驶室里掌着舵，让她坐在旁边看。
“前面一里，有一个牌。”他说，“看见牌，就往右打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检查站到了。”
她把身体往前倾了一点，看着前方的水面。
一里。
“一号站，叫柳河口。”他说，“三条站里，它最松。人在岸上，机器在船上，看的是扫描仪。扫描仪扫到夹层，就是空的。你要是不说话，什么都不用做。”
“那我要说话呢。”
“你就麻烦了。”
“我有一点东西。”他说，“你得明白。”
“说。”
“夹层不防淹。”他说，“它是个空腔。船走起来，水会从缝里渗。小半天，能渗一掌。你箱子放下去的时候，得把上头的油布包好。松木吸水，吸了两个钟头，就变成沉的。沉的，就不是你的了。”
她把手放在膝盖上。
“那我的箱子。”
“放平。”他说，“放平了，渗的水顺着底板走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的。”
“放过的，都知道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你问过我，箱子是什么人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没有告诉我，我就不能替你担这个险。”
她把头转回来，看着他。
“船主，你要什么。”
“我要那句真话。”
“什么真话。”
“箱子里是什么人的。”
她低下头，慢慢地笑了一下。
“这句比别的好开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不要我的命。”
船在检查站前面二里的水面停了两天。
到了第十一天早上，他说：
“过了柳河口，还有十六天。”
“过了柳河口，还有十九天。”她说。
“我算的是中间。”
“船主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叫沈迟。”她说，“迟到的迟。”
“周砚。砚台的砚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船头的铜牌上写着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。”
“那是我父亲写的。”
“写的什么。”
他走到船头，把她带到那块铜牌前面。
铜牌很小，钉在船头右手，边上锈得发黑。上头两个字是长庚，下头有一小行字，很浅，从上往下写：
长夜有庚，莫怕。
她伸手，指头在那一行字上抹了一下。
“长夜有庚。”她念了一遍。
“什么意思。”
“我父亲说，庚是天上的那颗星，天快亮的时候它还在。走夜路的人，看见它就知道天要亮了。”
她把手拿开。
“这句话，”她说，“谁教你父亲写的。”
“我父亲自己写的。”
“不是。”她说，“这是别人的话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听过。”
“哪儿。”
她没答。
那天晚上，船还停在柳河口两里的水面上。
她坐在甲板上，膝盖上放着那只盒子。盒子里只有两样东西：一把剪刀的鞘，一枚很小的铜片。
那枚铜片，中间穿了一个孔。孔的形状，跟船头铜牌上那两个字的最底下一笔一模一样。
夜里，她在盒子边上坐了很久，把铜片举起来，和船头的铜牌隔着一里路对着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