戍边十年，我守的这个墩台，只换过四回防。
前面三回里，没有一回有我。
霜降那天，我在墩台北面的垛口上补一处塌了的夯土。霜下来得早，土冻了，夯上去不成形，一锤下去碎一半。我从辰时夯到午时，才把两尺长的一段补实。手上那半截皮手套，露出来的四个指节全裂了口子，裂口里嵌着土。
韩五在下面喊，说校尉，关道上来了人。
我站起来。
关道从西边过来，绕一个大弯，从这个墩台底下过。一年里，走这条道的人不超过二十个。去年是三个人，前年是五个，其中两个是逃回来的兵，一个已经不会说话了。
这天来了七个。
前面四个是兵，甲是烂的，走路的时候铁片互相蹭。中间两个是女人跟孩子，一个女人，两个孩子，女的三十来岁，身上穿着一件关内式样的青布袄，孩子一个五六岁，一个抱在手上。最后面一个，是个穿皂衣的，戴着一个没有翅的帽子，腰上一条牛皮带，带的左边挂着一卷东西，用油布包着。
这七个人走到墩台下，停下来。
穿皂衣的那个人抬手，把帽子摘了。
帽子底下是一张女人的脸，三十上下，眉很平，嘴唇干得起皮。她把帽子夹在腋下，仰着脸朝上看，声音不高，但清楚：
“兵部差遣，押送犯官家眷赴凉州交割。路过此地，讨一口水，讨一个签。”
韩五在我旁边说，讨签就是要在过所上加一个日子和墩台的印，一路上的墩台都得加，少一个，到了凉州就要问一句“这段路你走哪儿了”。
我说：“开门。”
他下去了。
我站在垛口上没动。她还在下面仰着头看，看垛口，看墩台的墙，看墙上被风啃掉的边，看上面那一面旗。
她说：“这墩台，多少年了。”
“六十年。”
“守着的人，多少年了。”
我说：“十年。”
她把帽子重新戴上，帽子戴上去的时候，两只手在鬓边按了一下，按的不是帽子，是头发。
那天下午，我给她签了过所。过所是一张硬纸，上面一行一行写着这七个人的名目，末尾留着给沿途墩台加印的地方。我用墩台上的小印蘸了朱，按在她的笔画的旁边，按完用指甲刮了一刮，怕糊。
她站在案前看我按，看到最后说：
“你这印，按得比京里的正。”
“墩上的印，一般不糊。”我说，“糊了没人给换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笑到一半收了。
那天她们在墩台后面那间土屋里歇了一个时辰，喝了水，孩子吃了半个饼。走的时候她落在最后，把过所卷起来，塞进腰里。
走到门口的垛口底下，她回过头。
“校尉贵姓。”
“裴。裴定。”
“裴校尉。”她说，“你这墩台，换防的文书什么时候到。”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再问，走了。
那之后第九天，她又来了。
这回是一个人。
霜降过了，天冷得厉害。她骑一匹瘦马，穿的还是那件青布袄，多了一条围脖。到墩台下的时候天快黑了，风从西边过来，把她的帽子吹得往一边歪。
我下去开门。她说：
“我送到凉州了，交割完了。回来路过。”
“人呢。”
“交到凉州衙门的库里了。大人一个，孩子两个，一个不少，库吏点过名。”她从腰里抽出那卷东西，递到我跟前，“回批在这儿。”
我接过来看了。凉州的印，库吏的画押，写着“点验无缺”四个字。
我说：“那你可以回京了。”
她把那卷东西收回去，卷的时候手停了一下。
“裴校尉，”她说，“我有一样东西，要给你看。”
她从马鞍旁边的行囊里摸出一卷用油布包着的纸，比过所厚，卷得紧。她把油布解开，解的时候手指头冻得不听使唤，解了两回。
里面是一张文书。
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不是见过，是认得这种纸。这种纸叫鱼鳞纸，兵部专用，一层一层上过浆，摸着像皮的背面。边关的换防文书都是这种纸，送到墩台上，我签一个字，交给下一任；下一任再签一个字，等二十年，装进箱子，运回兵部。
这张纸上的字，是兵部的字。
我把它摊在案上，用手压着两头，让它平。
第一行：“为奏请换防事。”
第二行：“山西镇边墩台第十四处，戍卒原额一百二十人，今存二十三人，驻守十年，例应三年一换。”
第三行：“查该处近年烽燧稀少，夷情宁靖，兵员虽缺，尚可支持，所请换防一节——”
我往下看。
第四行：“候烽燧宁靖，另行奏请。”
下面是兵部侍郎的一个画押，一个关防。关防是红的，压得重，纸背都透出来。
我把手松开，纸自己卷回去，卷成一个筒。
“这是我在兵部抄件房抄出来的。”她说，“原件在案上，我不动它，我只抄。抄的时候房里的老爷问我抄这个做什么，我说我押人过这个墩台，我得知道这地方的兵要不要换。他说不要问。我说我不问，我抄。”
我说：“抄件的印是假的。”
“抄件没有印。”她说，“这上面这个红，是我照着原件的印描的。描得不像，你一看就知道。但是字是真的，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。”
我把那张纸重新打开，看那四行字。
看了很久。
十年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十年三千六百天。三千六百天里，我签过九张单子，写过四回请换防的呈文，呈文都按规矩走了：先到守备府，守备府到山西镇，山西镇到兵部。走一趟一年半，回来一趟又一年半。我写的第一份呈文是第五年，到现在还没见回。
“候烽燧宁靖，另行奏请。”
这话是圆的。烽燧宁靖了，另行奏请；要另行奏请，得有人记得；没有人记得，就是一封不动的“候”。
“她”把油布重新包上，包得很慢。
“裴校尉，”她说，“这不是我头一回见这张纸。我在押解的路上见过一个老兵，六十岁了，在一个堡子里守门。他给我看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批文，也是‘候烽燧宁靖’。他不是十年，是二十七年。”
我说：“二十七年，他还在。”
“我出关的时候他还在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堡子换了人守了。我问新来的人，说原来那个老兵呢。他说死了。我又问，他的换防批了吗。他说批了。我问什么时候批的。他说他死了七个月以后。”
风从关道那边过来，从门缝里进来。案上的灯苗往一边倒，倒得几乎要灭，又立起来。
她把油布包好，抱在怀里。
我说：“你把这个给我看，是要我做什么。”
“我没有要你做什么。”她说，“我只是觉得，你在等的东西，我可以让你看一眼。看了还得等，但是你知道你在等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纸。”
我说：“纸我早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那张纸长什么样，”她说，“你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”
她说完就不说了，站在那儿。她站着的时候两条腿是分开一点的，跟押解走远路的人一样，站着也不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。
我说：“天黑了。你今晚走不了。关道上夜里会有狼。”
“我知道有狼。”她说，“我在关道上遇见过一回。”
“那你还站着。”
“我在等你说一句留。”
我说：“留。”
她把马牵到后面的马棚里。马棚是土墙，上面搭着苇席，风从苇席里过，沙沙地响。
那晚她睡在土屋。土屋里只有一张铺，是韩五的一个亲戚留下的，铺板上铺一层麦草，麦草上面一条毡。韩五把自己的铺让出来，自己去跟褚亮他们挤。
我在墩台的二层。二层是望楼，四面有箭孔，中间一个火盆。火盆点着的时候，从箭孔里往外看，关道是一条白线。
火烧到二更，我听见下面有动静。土屋的门开了，出去一个人，走到墙根，站了一会儿，回来，门又关上。
我下去的时候，她正站在土屋门口。
“睡不着。”她说。
“屋里冷。”
“屋里不冷。”她说，“是我睡不着。”
我把她带上来。望楼的火盆旁边有两张凳子，一张坐人，一张放弓。我把弓挪了，让她坐。
“你们这墩，多少人在守。”
“二十三个，加我二十四个。”
“按理该一百二十。”
“按理。”我说。
“你手底下的兵，最大的多大。”
“韩五五十二。最小的十六，叫石头。”
“石头。”
“他娘起的名。说是贱名好养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笑的时候看火盆，没有看我。
“裴校尉，”她说，“你多大。”
“三十四。”
“十年，二十四周岁上来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。”
“没有了。都死了，我上来之前就都死了。”
“那我猜你没娶。”
“没有。”
她说：“我也没有。”
我看了她一眼。
“我嫁过。”她说，“嫁了三年。男人在兵部的文书房做抄写，抄了三年。有一年冬天他抄一份关于屯田的折子，抄错了一个字，把‘亩’抄成了‘畦’。这个字不小，因为亩和畦差一半。折子发下去，下面照着畦收的粮，收不足，上了折子，倒回来查，查到最后，查到抄写。”
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“打了四十板，革了差。他回家，躺了半个月，没起来。”
望楼里静着。火盆里的炭裂了一声，响了以后才碎。
“那之后我就去兵部讨了个差。”她说，“人家说女人不做押解。我说我会骑马，会写，会按手印，会看人。他们让我试一回，押三个老弱。我押到了。他们又给我第二回。第二回就是这回，一个犯官的女眷带两个孩子，一千八百里。”
“一千八百里。”我说。
“过路上二十一个墩台，二十四天。”她说，“你是第二十个。第二十一个我到的时候，你的印还在我过所上没干。”
我听懂了她这句话的意思。她把自己走的路整个报给我，像一个兵报自己的番号。
“你想留在这儿。”我说。
“我想有个地方，把脚放下来。”她说，“我没有说留在这儿。我说我想有个地方。”
“这儿是个墩台。”我说，“墩台上的日子是数出来的。粮还剩多少天，水还剩几缸，兵还剩几个。数完了就从头数。你过了二十年这样的日子，你会疯。”
“我过了三年不知道明天在哪的日子。”她说，“数出来的日子，我不怕。”
火盆里的火烧低了一层。我加了两根炭，用火筷子拨了拨，火星子飞上来，在望楼顶上亮了一下，灭了。
她伸手在火盆上烘，十个手指头张开，手背上有冻裂的红口子。
“你这个手，”我说，“押解的人手都是这个样子。”
“押解的人的手，一路上要拴绳子。”她说，“拴的是犯人，不是自己。”
“那你手背上这个。”
“这个是我自己的。”她说，“夜里冷，我不肯戴手套，手套一戴，绳子摸不实。”
我把我的手也伸到火上。两只手在火盆上头，一只是裂了口的，一只是冻裂了口的。火光从下面照上来，把手心里的纹照得很深。
她看着我的手。
“裴校尉，”她说，“你这手上的口子，是夯土夯的。”
“还有刀。”
“刀口在哪儿。”
我把手翻过来，虎口那儿有一道白疤，横着，像一条冻住的河。
她伸过手来，用指头在那道疤上摸了一下。她的指头是凉的，摸得很快，摸完就收回去。
可是我已经动不了了。
我把手收回来，放在膝盖上。
“你睡了。”我说，“明天一早走。”
“你要赶我走。”
“我没有赶你。”我说，“关道上的雪要下来了，你一个女的，一匹马，走一千八百里回去，路上得赶在封道之前过河。你要在这儿住三天,河就封了,你就得在这儿过冬。”
“那就在这儿过冬。”
我说：“这儿不养闲人。”
“我不闲。”她说，“我会做饭，会缝，会认字，会写信。你们二十四个兵，一年往家里写几封信。”
“不写。”我说，“这儿的人不写信。写了没人收。”
她抬起头看我。
“那你写吗。”
“我写四年了。”我说，“寄不出去。”
她没有再问。
过了很久，她说：“裴校尉，我下去睡了。”
“下去吧。”
她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两只手在膝盖上撑了一下，撑得慢，像一个走了很多路的人。
走到楼梯口，她回过头。
“你这墩台，”她说，“月亮看得清。”
我说：“风大，看得清。”
“我从京城来的时候，京城的月亮是糊的。”她说，“一层一层压着，压到房顶上就没形了。”
“关外的月亮不一样。”
“怎么不一样。”
我说：“大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这回笑完了。
“我在关里听人说，关外的月亮比家里的圆。”她说，“是真的？”
我说：“不是圆。是近。”
“近。”
“离得近。看着就大。”
她站在楼梯口，没下去。
“那你每天看。”
“值更的时候看。”我说，“一夜看三回。一回半个时辰。”
“看十年。”
“看十年。”
她把帽子拿在手里，捏着帽檐，捏了一会儿。
“我下去了。”她说。
她下去了。楼梯是木头的，一步一响，响到第五步就没有了。
我在望楼上又坐了一个更次，把火盆里的炭一块一块拨开，让它烧匀。
那一夜月亮在墩台北面的垛口上。我数过垛口，北面十一个，东面九个，西面九个，南面八，连门洞一共三十七。
她走的时候，我数的还是三十七。
第二天一早她走了。
韩五给她装了一袋炒面，褚亮给了她一壶水。她把马牵出来，我在门口把过所递给她，上面已经按好第二十处的印。
“第二十一处是凉州北门。”我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到了北门，把过所交了，让他们给你签回批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她上了马，把帽子戴上，帽檐压得很低。
马走出十几步，她勒住，回过头。
“裴校尉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那份请换防的呈文，还留着底吗。”
“留着。”
“四份都留着？”
“都留着。”
她说：“那你留着。哪一天有人来问你这十年怎么守的，你就把这个给他看。”
她说完一夹马，走了。
关道上起了风，一股一股的，把马蹄踩出来的土往北边刮。我站在门口，看她的帽子在关道拐弯那里消失。
那天下午，我把四份呈文的底翻出来。四份，纸都黄了，第一份的边已经烂了。我把它们一张一张摊在案上，用镇纸压着，看了一个下午。
天快黑的时候，韩五进来，看见案上的东西，站了一会儿。
他说：“校尉。”
“嗯。”
“她要是不走呢。”
我把第四份卷起来。
“她走了。”我说。
韩五没有再说什么，出去把门杠插上了。
门杠插上去，木头在铁环里蹭了一声，很闷。这个声音我在这个墩台上听了十年，一共听了三千六百回左右，我数过，从第七年以后就不数了。
那天夜里值更，月亮从东边上来，从箭孔里过来一条光，落在望楼的地上，一条，很窄。
我把手伸到那条光里。
我手上的口子，一道一道，在月亮底下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想起她刚才拿指头摸我虎口那一下，凉，快，摸完就收。
我把手收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