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位 1.70，一支半。九封信。四十公里重载。
县邮政局在县城西头，三层，水泥墙面，二楼的水泥墙上有一次漏水留下的黄印，形状像一只鞋。我在那儿干了十三年，前六年跑乡邮，后七年跑富水河。
跑富水河的人只有我一个。
富水河从上游往下，过了两个渡口、三个寨子、两个守林点，一共六十来公里，雨季走水，旱季走山。雨季一趟两天，旱季一趟八天。整个上游段的信、汇款、报纸、包裹，都从我手上过。
点卯簿在二楼楼梯口的铁架子上，蓝皮，边都翻毛了。我的那一行写着“代送周报”，写了很多年，字是打印的。后面一格是签名栏，我每一趟自己签。七年了，签了二百多趟。
县里从来没有给我这个段定过正式的头衔。
何站长说这不重要。“你看，”他说，“工资、路费、保险都给你报，头衔是纸。”
他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桌上有一块玻璃板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本地的地图。地图上富水河那一段是蓝的，蓝的上面没有字。
“再说，”他把一张纸推出来，“你签的哪一趟不是替县里跑。”
我把那趟的通知拿起来看。通知是油印的，油墨没干透，我手指上沾了一点。“各段注意，入汛以后河水无常，凡有不可通行者，即报所里，不得强渡。”
“这个，”我说，“上个月就下了。”
“哦。”他伸手把纸收回去，看了一眼落款，“那是上个月。这个是新的。”
纸的右下角盖了章，日期是九天前。
“上个星期到的,”他说，“我上星期没顾上。”
我把通知折起来，放进衣袋。我每年都要收四五张这样的通知，每一张都比事来得晚。
这天是六月初，山里的雨季已经进了第三个星期。我在县城的屋里晾着衣服，晾了四天没干，我摸哪一件都是潮的。
九封信。
我把它们摊在桌上，一封一封拆开看信封上的地址，然后按水里的远近排了顺序。这个顺序我闭着眼睛也排得出来：码头的打米房、码头下面的网箱户、第一道弯、岛瓦寨、上面的弯、三棵树守林点。
排的时候有一封是给岛瓦寨的。
信封是黄的，纸边发毛，像被人摸过很多回。寄信地址是外县的一个镇，字是孩子写的，一笔一笔很用力。
岛瓦寨只有一个信主。
骚。
我把这一封放在一边，用一块塑料布把它包起来，包了两层。
跑这条线的人都带塑料布。信怕水，人不怕。人可以湿，信不能湿。一封湿了的信送到人家手上，纸发软，字散开，人家还得替你看一遍——这个脸我丢不起。
我十点出门。
出门的时候天在亮，亮得不利索。天上没有太阳，云低，压在县城的房顶上。县城的狗都不叫，趴在地上，舌头伸出来，喘。
我把鞋带系的活结，走八天的路都系活结。
走到车站，坐一段运木头的车，到四十公里农场。农场下来还有一段，走四十分钟到渡口。
这一段走的时候我能闻见河。先是水汽，然后是草烂在泥里的甜味，最后是河本身的味道——水底下有石头，石头泡久了，有一股腥。
走到河岸上，往下看。
河是黄的。不是泥黄，是茶黄，像谁把茶叶泡了一夜又倒进河里。水面上一层一层的流纹，流得很慢，看着慢，其实底下快。河中间漂着一根木头，翻了一下，不见了，二十步外又出来。
渡口屋在岸边，石基，木墙，铁皮顶。门开着。
他站在船尾。
我不知道他站了多久。船尾有泥，他在泥上站出两个脚印。他穿一件灰的短袖衫，肩是湿的，湿在肩胛那一块，不是汗，是刚才搬东西溅上的水。
他从船尾走到船头，跨三步。步子是稳的，一步下去，船不动，这说明他把脚的力气落对了地方。
十二年半的人，走路是这个样子。
“齐蔓。”他说。
“岩坎。”
我把邮包放下。
“九封。”
“嗯。”
他伸手。我以为他要接邮包，他没有，他先指了指篷底下。
“放那儿。”
邮包不大，九封信，一张报纸，两个汇款单，一共八斤多。我把它抱上船，码在篷底下的夹板上。夹板是干的。
“你这船，”我说，“几天没走了。”
“三天。”
“水不是过了 1.70 了吗。”
“过了一天半，昨天退到 1.70。”他说，“今早又起了半指。”
“那走不走。”
他没答，弯腰从船头拿起一只搪瓷缸，往河里舀了一缸水，端过来。
“先喝。”
我喝了半缸。河里的水不是清的，得先沉。他把缸子拿回去，往船外倒掉剩下的一半，用袖子擦了擦缸沿，放在船头。
“走。”他说。
我上船的时候他伸了一只手。我没抓，我自己上去了。船晃，我扶了一下篷柱。
他也没说什么，走到船尾，解开缆绳。
缆绳在木桩上绕了三圈，他一圈一圈往下解。桩上有刻痕。我看见了。
刻痕是铁钉钉出来的小坑，一拃一个，从最下面一直到桩顶。上半截刷了白漆，白漆下面的一道特别粗。
“这个。”我说。
“水尺。”
“这个白的。”
“1.70。”他说，“到了这个，才开。”
“不到呢。”
“等。”
他把缆绳最后一圈解开，盘在手里，跳上船。
撑起来，船退了两尺，到了河中间。
从渡口往下，第一个小时我们两个人没说话。
富水河这一段两岸都是林子，林子从水面直接长起来，没有沙滩，没有堤。树根泡在水里，露出水面的那一段是黑的。藤从上头垂下来，有几条拖到水上，船过去的时候从藤底下钻过去，藤在篷布上划过去，一声一声，像有人用指甲划铁皮。
他站在船尾撑篙。这一段的河不深，水面底下是石头，篙下去，一声闷响，再往下一寸，到底。
撑篙的力气不在胳膊上，在腰上。他腰上那件短袖衫湿了一层，贴在背心，看得出肋骨的形状。他把篙拔出来的时候，水从篙上流下来，流过他的手背，流到船板上。船板上有一层水，来回晃。
船上有船上的味道：木头泡过水的味、绳子味、还有一点柴油——他的船后头有一只小机器，多数时候不用，只在逆水上不来的时候用。
“你这船，”我说，“开多少年了。”
“十二年半。”
“那你是二十四岁开始摆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之前呢。”
“种地。帮人拉过木头。”
篙又下去，闷响。
“摆渡没人肯接,”他说，“我接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他没答，篙在石头上顿了一下，船头偏了一点，他用腰把它拉回来。
“你父亲。”
“嗯。”
他把篙换到另一边。“他在这条河上死的。”
说完这一句他就不说话了。
我坐在篷底下，脚上的泥在水里化开了一点。
我对这个人知道的不多。七年里我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，我知道他开船的年头，知道他不喝酒，知道他一年只进两趟县城，知道他下大雨的时候会把船往上游多拉四分之一，水再大他就能顶住；还知道他把信送到寨子里去，从来不多走一步。
我不知道他的父亲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多大，虽然我算得出来。
那一天我用眼睛量了一下他的年纪：眉骨深，眼角有几条细的，手背上有晒斑。三十七八。
后来我知道是三十八。
四十公里。
从渡口到码头，重载，要走四个钟头。
码头不是码头，是河湾里一段硬岸，河底是碎石的，船能靠着进出。岸上有一间打米房，红砖，铁皮顶，门口一台打米机，机身上漆掉的皮都掉光了。
第一封是打米房的。老周。
船靠上去的时候，老周从屋里出来，围裙上全是糠。
“齐蔓。”
“老周。”
我把信递过去。他接了，没看，先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，才拆。
“我儿媳妇的,”他说，“说是下个月回来。”
“那好。”
“回来一趟要花多少钱。”他把信纸抽出来，看一眼，又塞回去。“行，我知道了。”
第二封是网箱户的，就在码头下面。船靠不过去，那个岸边是泥。他把篙插进泥里，把船钉住，我踩着船头跳到岸上，走二十步，信放在窗台上。窗台上原来放着一只碗，我把碗挪开，信放在碗下面压着。人家回来一看就明白。
第三封，那家没人。
我把信塞在门槛底下的缝里，塞了一半，露一半。露着的一半，晚上回来了能看见；下雨也湿不到。
我们就是这么送信的。
到了第一个真正的寨子，天已经到下午。船靠岸，他把缆绳在一棵树上绕两圈。
寨子在半山上，十几户。我上去的时候他在船边坐着，把腿伸到船外，两只脚在水里泡着。
我下来的时候他问了一句：“几封。”
“三封。都给你说过的。”
“嗯。”
出发前我们两个人对过一遍。这是我七年里养成的规矩：出发前把这一趟有哪几封信、给谁家的，全都对他说一遍。他说记性不好，但我说过一遍他就记住。
其实不必说，他知道每一个寨子有哪几个人信，谁的信是儿子写的，谁的信是丈夫写的，哪家一年多没信了。
他知道的比我多。
比如他说：岛瓦寨那个老太太的孙子，上个月没有信。
我说我知道。
“上个月不是没写,”他说，“是写了一封，到了这里没送上去。”
我抬起头。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那不是我们的事。”他说，“他们下面还有人跑。”
后来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前头还有一个乡，乡里还有一个点，乡里的点上有个人，那个人收信、送信，也收点钱。
那个事这时候我还不知道。
跑这一路，我听见很多寨子里的家长里短。我不爱听，但跑这条线的人不能不听——人家把话说给你，是因为下次你还会来。
到岛瓦寨，天已经擦黑。
“今晚上到不了三棵树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这儿上不去。”他说，“船上有船上的规矩，晚上不能睡。”
“睡哪儿。”
“哪儿湿，睡哪儿。”
我把邮包从夹板上拿下来，重新打了一遍绳，把它挪到篷子最里头的角上。九封信里，八封可以湿，那一封不行。骚的信不能等水，她一共就收一个人的信。
骚的家在寨子中间，门口有一块石板。
我上去敲门。门闩着。
隔壁一个老太太在门口择菜，抬头看我，说了一句我听不全的话。
“她不在？”
“上坡。”老太太说，“她家的一头猪，病了。上坡去了。”
“今天回来吗。”
老太太想了很久，摇摇头。
猪比信重要。
在这地方就是这样。一头猪可以卖三百块，一封信可以卖不了一分钱。一封信到晚了，人家骂一句，第二天照样下地；一头猪死了，一家人半年不开锅。
“这封我下趟再送。”我说。
我把信拿回船上。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屋。屋檐很低，屋前晒着两件衣服，一件蓝的，一件黑的，都已经干了。
船上那一夜，我们两个人各在篷子的一头。
他把篷子后面的那块布放下来，用绳子系住。布上有水，摸上去凉。
“你睡里边。”他说。
我躺下。篷子不高，躺着能看见篷布上积的小股的水，水顺着篷布的折痕走，走到边就滴一下。
他坐在船头，靠着篷柱，一只手搭在船舷上。
“你不睡吗。”
“睡。”他说。
我闭眼，没有睡着。船在动，不是走，是水在底下推。
夜里我醒过一次。不知道几点。
外边很黑，只有水面上有一点光，是远处寨子的一盏灯，反在水上，一直不动。
他坐在原处，一只手还是按在船舷上。
按得那样平，像怕船跑了。
我看着他的那只手看了一会儿。
他的手很大，指节粗，手背上有一条很宽的筋。有几处在水里泡得发白，白得起了皱。
我没说话。我把眼睛闭上。
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三棵树守林点，是上午九点多。
守林点在河上的一处高一点的地方，走上去要爬一段。竹子搭的屋，屋顶上压着石头。门前一片空场，场边架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上晾着一件雨衣。
阿伯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，看见我，先站起来，站到一半又坐下。
“你这脸,”他说，“瘦了。”
“你才瘦了。”
他把手从肚子上挪开。他的手捂在胃那个地方。
“老毛病。”他说。
我把信和报纸给他。他这个月的报纸是十一天前的，十一天前的报纸上没有什么大事。
“阿伯。”我说，“你这个守林点，明年要换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过了这个雨季，就交给我儿子。”
“小普？”
“小普。”他说，“他在山下有个活路，他自己不愿意上来。我跟他说了，他就上来了。”
“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”我说。
“是我一个人的事。”他说，“这条林我带了一辈子。谁带不是带，我儿子带，我心里踏实。”
我喝了半碗他熬的汤。汤上飘着几片叶子，苦。
“你下回，”他说，“带一条咸鱼上来。上回那个好吃。”
我说好。
从三棵树到渡口，顺水，两个半钟头。
我去的时候在船头坐着，回来的时候坐在船尾，跟他隔一层。
到了渡口，天还没黑。他把缆绳在木桩上绕三圈。
我又看了一眼那根刻痕。
早上的时候水面刚好齐在白漆下面，我看了很久才看清楚，齐的地方有一道很细的水印，水印再往下半指就是白漆。
“过两天水还得涨。”他说。
“涨到哪儿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他把缆绳收紧。“涨多少，我不看纸，我看这个。”他点了点桩。“差一拃，走一拃。”
“一拃的水也是一条命。”我说。
他没有马上答。
“你这七年,”他说，“这个话说得对。”
这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说我做事是对的。
“我明天就下县城。”我说，“报告写了。”
“写了也没用。”
“写了有用。”
他抬头看我。那天是阴天，光是从云里漏下来的，照在他脸上不亮。
“齐蔓。”他说，“你这趟走了两天。”
“两天。”
“你下回来,”他说，“带一件厚的。”
“天气不冷。”
“水里的天和岸上的天不一样。”他说，“你在船上待一天，晚上就知道冷了。”
我把邮包背起来，往坡上走。
走到坡上面回过头。
船还在那儿，他站在船头，正在把篷布卷起来。卷了两下，停下来，抬头看了一眼天。
那一眼我看得很清楚。
我把九封信在船头摊开，一封一封点数。
数到骚的那一封，我停了一下。
那一封还包在两层塑料布里，边角是干的。我又把它翻过来看了一眼后背，后背上的字更用力，一笔一笔扎进纸里去，纸背都起了毛。
“这个要是不送，”我说，“她就要再等一个月。”
“一个月不算长。”他说。
“一个月。”
“我父亲那时候，”他停了一下，把缆绳的一头在手指上绕了一圈，又解开，“我十五岁。他到下面去量水，一个月回来一回。”
他抬头。
“回来的那一回我在渡口等。有一次他一个月没回来，第二个月也没回来，到第三个月，我还在那儿等。”
“等到什么时候。”
“等到我不等了。”
他把缆绳扔进船里。
“你把信给她，”他说，“你就在替人等。一次一回。人家心里有个数，就知道还该等多久。你不给，人家就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了。”
他说完就弯下腰，去收拾船里的东西。
我把那封信塞回邮包，重新打了一遍绳。
这一次打的结，比来的时候紧。
我走的时候他没有再看我。他把头低着，把船里的水往外舀。舀水的声音很轻，一瓢一瓢，把船板洗出白亮的一条。
水尺上的白漆在水里亮了一下。
那一年的雨季，我后来又看了这根桩二十几回。
第三趟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把白漆刷那么厚。
那不是给船看的，也不是给我看的。那是给他自己看的——一根桩子，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被水淹着，另一半的时间露在太阳底下裂。他每次退了水就重刷一遍，刷的时候蹲着，一手扶着桩，一手拿一把旧牙刷，把缝里的泥先挑干净，再上漆。
刷完了，他站起来，往后退两步，看那道白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。
他看得很仔细，比看人仔细。
桩上的白漆在水下，一道道都是我自己数出来的。”